杨四海散文小辑
发布时间：2017-01-11 浏览：2656次
杨四海散文小辑
作者简介：杨四海，河北省人，现居安庆市。有小说、散文、文学评论二百万字散见于《散文》《中华散文》《散文百家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山东文学》《草原》《四川文学》《延河》《文化月刊》《安徽文学》《阳光》《红豆》《芳草》《青春》《岁月》《青岛文学》《佛山文艺》《漳河文学》《经典美文》《阅读与鉴赏》等期刊；作品收入《21世纪中国最佳散文（2000-2011）》、《中国随笔年度佳作2011》（贵州人民出版社），《新散文百人百篇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），《零距离・名家笔下的灵性文字》（学林出版社）等多种选本；著有散文集《河边叙述者》等三部。作者系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安庆市作协理事，长江作家协会第一届（2013―2018）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，长江航道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；2012年被授予“长江航道文化使者”称号。
江堤下（选七）
浑黄的江水漫过江滩
五月末的长江，流速湍急，且又挟沙量急剧增大，水色变得浑黄。即将进入六月，这一个星期，江水愈来愈浑浊，天天在上涨，船上那本《航行日志》记录的清楚：
今天是星期天，
站在夏日北岸大堤上，我常常心存疑惑，随着汛期的到来，长江水面越来越宽阔，但对岸的景物并非视距的延伸而模糊，却越来越清晰，这似乎与常识相悖？这是不是与河流面积加大，河水反光也更加强烈有关？
在航道码头下游方向大约
如果我们的航道船沿着南岸缓流水道航行，我对这些密密麻麻的根须，就可能观察得更仔细一点。我“发现”，这些生在树身的根须，长短参差不齐，大多在一尺或一尺以上，随着水面浪涌的起伏，时而以树身为中心成圆周状散开，时而收拢于树身，它们虽然柔软、细长，却是空心的，这或许是神的旨意，让它们于浑黄的洪水中诞生，却要将洪水中那泥沙中的养分，努力吮吸到自己的身体里。因而，当浑黄的江水漫上江滩时，凡是有柳树或杨树林的那片水域，江水里的泥沙就安静了许多，水色也清澈了许多，并且，越往浅处越清澈，清澈到可见水底之物，比如，那几条悠然自得游泳的小鱼，即使游在水底，也能见到它们摆动尾鳍时的鳞光闪亮。
在洪水回落到河床之后，我曾多次于另一个季节，并在长江下游流域不同的地址之上，看到这些披挂着犹如棕丝“铠甲”的柳树和杨树，再次站到了堤下的江滩上。但我总恍惚觉得，具有这样经历的柳树，我是第一次看见。
进入长江主汛期，当浑黄的江水漫上江滩时，淹没在洪水中的，何止是那些柳树或杨树。那些曾经疯长的野草，像是早有准备，在那一场大暴雨之后，就停止了向天空方向生长。有一种开着雪青色豆粒般大小花瓣的草，似乎由于泥土里的水分过多，细碎的花还在风中摇曳着，草叶却已泛黄，但它们都以“向下生长”的方式，低矮地伏身于地面，并且盘根错节，努力将自己的根，向泥土深处扎去，然后沉默于水底，等候着大水退尽，在秋天到来之时，将那个季节中结出的种粒，播洒在即将进入冬季的泥土里。
只有被野草挤到堤坡边生长的那几丛芦苇是个例外，它们原本就在水里或湿地生长，在大片野草被淹没之后，迅速地拔高，于风中舞动着翠色，成为人们眼中最是显眼的植物。
涨水的日子，如果不是雨水天气，刮的大多是南风，或西南风，当浑黄的江水漫上江滩时，我已走不到蜿蜒在江滩上那条人们平日踏出来的草间小路上，然而，在浑黄的江水中，我总觉得自己能估摸出草间的道路在哪片水域，但问题是那条草间小路在浑黄江水之下，我并不能证明自己的这种“大致推断”是否真实地存在于这片水域的底部，所以我的这种“估摸”有可能只是对水面之下事物的一个虚构。
麻雀从甲板上飞向江南
江北。堤下。码头。测量船解开缆绳、拉响汽笛，驶离趸船的时候，我没看见那几只麻雀。当我将那条又粗又长的缆绳，一圈又一圈地挽起、吊在胳膊肘上，然后拾掇整齐，放到船尾左舷内侧带缆桩旁时，我听到了麻雀的叫声，而且不是一只，是好几只麻雀急切地在叫。
此刻，我们的船已经远离岸线几十米，麻雀的叫声显然不是来自岸上那片柳树林。这些麻雀的叫声，乱成一团，不再是往日里叽叽喳喳地那样得欢快，我从这麻雀的叫声中，似乎觉察到了人类才会有的那一种惊慌，甚至恐惧。
我看见了那些麻雀。麻雀们队列整齐，“一”字型立在二层甲板凸起的边沿檐口上。或许船在全速航行，又逆着风向，涌浪中，甲板有些颠簸、有点摇晃，这群麻雀不敢再像草地上或树林中那样无忧无虑地跳跃个不停。我脚下的甲板，是一层甲板，它们在高过我头顶
鸣声喧噪的麻雀们，在我走近它们的那一刹那间停止了叫喊。它们一共有七只，短短的叉状尾翼，由于身体前倾而上翘，脑袋一律朝下，其中，最右边的那两只麻雀或许与我距离稍远点，因而选择了歪着个脑袋的姿势，望着走近它们面前的这个人。
我不是麻雀。我是走到麻雀面前的那个人，因而麻雀们刚才讨论什么问题，我并不感兴趣。我疑惑的是，这七只麻雀跑到船上来干什么？
我对麻雀从无敌意。记得自2008年由于城市规划，航道码头迁到现在这个地址重建后，每天清晨，舷窗刚刚被曦微的光线打亮，我最先听到的就是麻雀的叫声。如果我还在梦里，岸上柳树林中传来的“叽叽喳喳”的声音，就不断地撞击着我的耳膜，直到将我喊醒也不消停。涨水的夏天，由于锚泊的船舶离岸地很近，这麻雀的叫声，于清晨时分，就格外得响亮。即使枯水期的冬天，昨夜落下的那场大雪覆盖在岸地上，水手们醒来时，最先看到的鸟儿，还是那些麻雀，也只能是那些麻雀，因为别的鸟儿很少会在这个季节里出现，它们不知飞到哪儿去了，能够留在寒冬视野中的鸟儿，就是正在雪地上觅食的麻雀了。
现在，有一群麻雀在船上，但航行中的船，四周都是水――湍急的水，麻雀虽为鸟类，却不是水鸟，也无能力像其它鸟儿那样能够远距离飞行，它们是不善飞行的鸟类，只能暂时停留在甲板上。
但麻雀的“停留”最终会结束，再有一个小时，测量船将停泊在南岸池州航道管理处码头，我们要在那儿准备好翌日的水道测绘工作。可是我无法将这些话告诉麻雀，其原因很明了，刚才我已经说过，我不是麻雀，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只麻雀，能够听懂任何一个人对它所说的话。我在想，也许这群麻雀特别胆大，它们不满足于整天在草地上、柳树林中，蹦来蹦去，又飞上飞下。因为我还没遇见过成群结队的麻雀敢于越过趸船外舷，闯入靠泊于趸船的自航船舶空间。在我的印象中，麻雀即使再胆大，其觅食行动至多到趸船甲板为止。
船舷与岸线平行地在靠近。这群麻雀再一次叽叽喳喳叫了起来，却不激烈，声音小了许多。风从岸上吹过来、吹到甲板上，也许我和麻雀们同时听到――那“沙沙沙”的响声，是南岸堤下那一棵棵摇曳的白杨树的枝条传过来的。我知道这群麻雀就要飞离甲板，飞到它们不曾到过的一个陌生地方，而且不可能以飞翔的方式，越过宽阔的长江，返回到自己生活过的故乡。但我这样安慰自己，“故乡”这个词汇，虽然存在，只适合于人类，对麻雀没有意义――起码对这群麻雀没有意义。也许这群或那群麻雀栖身于江北或江南，是上苍的安排，只要那里有人居住、有人生活，就适合于麻雀这种鸟儿生存，并“叽叽喳喳”地活在城市或乡间的视野中。
船尾水下螺旋桨停止了转动，缆绳系在另一个地址的趸船缆桩上，测量船，稳稳当当地靠泊于南岸。那七只麻雀，扑棱着翅膀，先是相继飞向连接趸船与岸地的那
七点三十五分的秋雨
我走上江堤的时候，雨，突然落了下来。我没带伞。
节气已过秋分，雨中的江边空气格外凉爽。视野中，原本在岸边涌来涌去的江水日渐回落，在向河槽的方向汇聚；那些淹没于水底的野草，尤其是芦荻、辣蓼，没有死于洪水，它们又从袒露的江滩上活了过来，迅速地抖落了身上的泥沙，正奋力地要在这个秋天里开花、拔穗，结出能够随风飘荡到别处的种粒。
这场落在秋天里的雨，在未触及地面之前，被阵阵东北风，吹成断断续续的斜线，打在脸上凉丝丝的，让我有了秋天就应该是如此清新的感觉。但这场雨来的着实有点奇怪，雨点不大，也不急，却也有上一个季节雨水的脾性，怎么说下就下，说停就停？当我沿着江堤路面，走出一段路程后，我恍惚间抬头看天，这才知道雨停住了，我已不在雨中。
是的，我不在雨中。然而，雨是什么时候停下的，我却毫无察觉。我看了看时间，手机屏幕显示的是07：35。
这自然不是这场雨停下的准确时间。其实，雨是什么时候停住的，于此时此刻的我，无关紧要，我看时间，只是我遇见某件事情时，都要去看一看那件事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一个习惯性的动作。也许这是一个人的坏毛病，这个毛病表明了我常常被“时间”这个词汇无形地包围着，或者，陷落在这个词语之中。但，七点三十五分――对于一个忘记带伞的人显然是有意义的，起码让我意识到，即使有人没带伞，这会儿，也无须再去担心被一场雨淋湿。
一场雨，毫无预兆地突如其来，然后，又在某一个时间倏然停住，让那些忘记带雨具的人不再淋雨，也让另一些人手中的那把伞，立刻变得无用了。
然而我不会为一把伞在手中变得有用或无用，而去责怪自己不是一个“饱带干粮，晴带雨伞”的人。其实，刚才雨落下来时，我也想转身走下江堤、穿过江滩、走上趸船栈桥，回到船员舱房拿一把伞，用来遮风挡雨的。而且这返回的路程只要十分钟时间，但我见雨不大，稍加犹豫，便打消了去取雨具的念头。
而堤下的那些野草，还有丛生的芦荻、成片生长的辣蓼，却从不像人那样，去想什么“饱带干粮，晴带雨伞”的问题。它们依然和平时一样，在“七点三十五分”之后的那片江滩上，于饱含水气的秋风中，摇晃着高高的茎秆和茎秆上抱茎而生的叶片，将江边的秋天，弄出了飒飒的响声。
这种响声充满了水边禾本或草本植物的质感，却又像风那样，其形其状，左寻右觅，却仍然飘荡在虚无飘渺之中。在秋天的堤岸上，我常常为这种声音所诱惑，总是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，驻足在这种响声面前。然而，我从未辨清过这种响声是来自那些植物，还是来自秋风。
有三三两两的男女从我身边经过，我见他们一个一个正将手中撑开的伞收起。那个没带雨具的中年汉子全身湿透了，他气喘吁吁跑过来，嘟嘟囔囔埋怨道，“妈妈的，明明气象预报没有雨，出鬼了，这神经天气。”这是为什么？难道他们与我不在同一个时空中，这才知道雨已停住？在七点三十五分之后的这段江堤上，当我回首望去，视野中的物像在雨中的迷蒙中，我的疑惑也顿时变成惊愕：这场雨，并没停住，仍然在距离我十几米之外的天地之间弥漫着，而且雨势要比先前还要大一些。而我脚下的路面是干燥的，没有一丝雨水渗流过的迹象。刚才我的那个“雨停住”的“发现”是一个错误，我并没辨认出这场雨和我之间的关系：七点三十五分之后的我，走出了雨云密布的那片天空，不在这场秋雨中。
这时我注意到，刚才我经过的那片天空，云，高高低低的，有好几层，呈不规则的形状，是青黑色的，面积虽然足够大，却不浓厚如墨，此时，它们正由北向南，在缓慢地向江南方向移动。
这即将横越河流、抵达对岸的云，没有追赶过来，就要离开江北岸地，似乎要将更多、更大的雨，下在江南乡村的大地上。
也许那个中年人也看清了这一点，他此刻已平心静气，在离我不远处的那个石墩旁，停下脚步、蹲下身去，眯缝着眼睛，正在收拾那根鱼线缠绕的碳素鱼竿。看来这个垂钓者，并不甘心因为一场雨的来去，而放弃自己的任务。先前那几位从我身旁走过去的晨练者，应该是“晴带雨伞，饱带干粮”的人。他们当中，有一个穿碎花裙裤的女人，我应该是认识的。在今年夏天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见她天天起早来到江边，站在离我们的码头不远的堤岸上，面对浑黄且又湍急的江水，每天都反复地唱着同一支歌曲《浏阳河》。她的嗓音嘹亮，很远都能听到，但吐字总是带着与我们这个城市相邻的枞阳县的浓重语音，将湖南民歌《浏阳河》唱成了安徽枞阳版。比如那句“江边有个什么县哪”，她唱的是“江边有个么事县哪”；“五十里水路到湘江”的“水路”唱成“随露”。说是认识她，但我和她没搭过话，因为我一直起床较早，在江边散步时，常常与她照面。这不，刚才她从我身边经过时，还朝我笑了笑。
这会儿，他们远去的背影越来越模糊，却仍然能看清他们手中的伞，并且，还能看清那把伞随着他们前行的步伐――在他或她身体的一侧，在来回地摇晃。那个中年人也整理好他的鱼具，与我客气地点了点头，转身向他逃离的那个垂钓之处走去……
河流鲜艳
有很长时间，我对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这样的描述耿耿于怀，尽管早已知道那是出自于白居易的著名诗篇《忆江南》。而我视野中的这一江流水，自然不是唐人回忆中的那条河流的流水，它不会因为姹紫嫣红的春天到来，而绿得湛蓝。
我居住的城市在长江下游左岸、我工作的地点在
我们的船，就常年航行在这条泥沙翻滚的河流上。在甲板上，我看到的那两只鸟，从天空高处，一前一后，斜线地冲向江面。那两只鸟，尾翼是黑色的，翅膀却是白色，和天空中飘浮的白云一样白。其时，正是午后，阳光炽烈，而河流的反光柔和，在两只鸟儿飞离水面的瞬间，将先飞起的那一只鸟儿叼起的一条小鱼，映照得鳞光闪闪；而另外的一只鸟儿，什么也没叼着，它叫声急切地追逐在那只鸟儿的身后。
现在，那两只鸟儿飞去的距离已足够远，只是缓缓移动在天幕的两个白点，最后似乎是完全融化在天空中了，我也因此在抬头眺望那两只鸟的同时，看见了两种不同的天空――有两只鸟儿飞翔的天空，和根本没有鸟儿飞翔的天空。我在想，当我走在陆地上，望见的不是那两只鸟，而是翩翩起舞在田野间的蝴蝶，我还能看见两种不一样的天空吗？
回过神来，将目光收住，低下头去看，我才觉察到，刚才的一个大浪头打在了甲板上，溅湿了我的鞋子和衣服，并有一些江水钻进布的纹理中，似乎要将那种浑浊的黄色注入我的体肤。我感到了江水在身体内部的涌动……
在我眼里，这条河流也和天空一样：泥沙翻滚的河流与清澈见底的河流，同样可以认定是两种不同的河流，而我却要经常在这两种河流上出现。涨水的季节，航道船为了寻找洪水冲走的航标、浮鼓，有时会驶向长江支流，比如位于长江贵池南港水道的秋浦河。过了河口，那条支流的河水，会随着岸线蜿蜒南去的纵深，越来越清澈，如果河段某处坡岸的地势陡峭、植物足够茂盛，水的流淌就有了白居易“忆江南”中的那种“绿如蓝”。还记得，春天里，总有这样的一些细节在秋浦河的流水中波动：风吹过，生长在堤坡上的野蔷薇，会将开败的花瓣，纷纷扬扬地洒落在河面上，我不知道它们是来自一枝野蔷薇的花瓣，还是两枝以上蔷薇花的花瓣？这些花瓣与先前落下的那几片树叶，仿佛相互是认识的，流淌的波澜中，粉红色的花瓣与青黄的树叶，已经簇拥在一起，甚是鲜艳。有时，我会这样想，这些植物的花与叶，会顺流而下，出现在那条泥沙翻滚的河流中吗？
这实在是一个傻子才会提出并能够回答的问题。不同的时间，在两种河流上出现的，只能是有工作目标的那个我，而那些飘泊在秋浦河上的植物，包括那些蔷薇花的花瓣，不同于被洪水冲走的航标，没有人会去关心它们到“哪里去了”这个问题。在那条泥沙翻滚的河流上，也许于不经意间，我会想起那些花瓣，却不可能为这样的“想起”，而去寻找它们。具体意义上的寻找，只在夜晚的睡梦中，在睡梦醒来后――我对梦中曾经出现的事物的追忆。而这样的追忆，虽然没有色彩，却鲜明得有如虚幻，那一定是我对某个具体事物――比如，飘泊在水面上的那些花瓣，不甘心它们在我梦醒之时已经模糊，必须用追忆的这种方式，或许才能找到。我在心里，常常讥讽自己，你真是那个白天也会做梦的傻子。
船在风浪中剧烈地颠簸，甲板倾斜、甲板高处的桅杆倾斜、桅杆上方的天空倾斜、船上所有的设备都倾斜着，但这倾斜着的事物之中，却不包括我自己，我会在这种倾斜到来之时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站立的身体调整到――怎样才能做到在倾斜着的甲板上站稳住。这就和我走在大地上一样，走上陡坡或走下陡坡的时候，我会找到身体如何垂直于地面的那种行走姿势。因此，我也有了理由去安慰并鼓励自己，我不是那个傻子。
寒露节气来到有好些天了，船过长江宁安城际铁路大桥桥区水域，甲板上方的天空豁然开阔起来，已不是城市之中，那个被建筑物分割的天空了。我看见，南岸田野上的棉花还没摘完，一层薄薄的晨霜打在了棉花枝杈的梢头上；远处那棵粗壮高大的五角枫，首先经受不住冷空气的到来，全部树叶，已为昨夜那场突兀而来的东北风刮成夺目的红色；而河流依然保持着泥沙的颜色，只不过相对浅淡了一些，在冬天还没到来之前，会和我同时向今年的最后一个秋天走去……
那段江堤及堤下的青草、水牛和锚链
那段江堤，与赣省彭泽县隔江相望，与城市的江堤相比，显得寂静空旷，删繁就简，横亘在长江与皖河冲积平原的望江县版图最南端，距离我生活的那个城市已有数十里之遥。或许是地处乡野，这里的大堤路面没有被水泥覆盖，依然是往日里的那么平坦、寂静、结实，终年浸润在河流湿潮的空气中，以最朴素的方式，将泥土的褐灰色袒露在人们面前，即使太阳当头高照、天气干燥，也少有尘土在风中扬起。
走在那段江堤上，我常常会生出人在长江大桥上行走的感觉，似乎天空是从堤面开始的。这不是我的错觉。堤和桥，同样是水工建筑物，在河流那里，其区别一个是临河，一个是过河。那段大堤也是如此，堤外是一江滚滚东去的流水，堤内不远处的那些民房，最高的也只有两层，十分钟前，我在那儿下车，曾步行经过那些房子，并与走出那些房子的人相遇，此刻，那些房子和从那些房间走出来的人，都像是将镜头推远后――那个取景框中的物事，我已辨不出房子的细节和那些男女的眉眼了。
但这种感觉会随着江水的上涨，慢慢地消失。春天过去，到了夏季六月，长江主汛期来到，如果遭遇连日暴雨，水位迅猛地升高，当江水漫过滩地、爬上堤坡，将涌浪推到堤岸边沿，浑黄的江水在我们的脚下打着旋涡时，走下航道船艇临时搭起的接岸跳板，踏上江堤的我，在这种感觉消失之后，却又会生出另外一种感觉：为江水是否继续上涨而忧心忡忡。我知道，面对这条狂暴的河流，这种担忧不是我一个人才有，我的同船水手伙伴，甚或那些走上大堤――专事来看江水上涨的人，都会因为有了这种忧心忡忡，而心存渴望――期盼涨水的日子快点过去，江水回落到河床上。
堤下的荒草，从不会有人的那种忧心忡忡。它们是不说话的植物，即使这年江水来势凶猛，将要淹没堤下这片江滩，这里的青草也无法像人那样表达什么，更无法在洪水来到之前，将自己的根扎到别处去。
现在是五月，“立夏”才几天，还不到长江主汛期，这片江滩只被江水淹没了一小部分。但堤外的荒草，却视而不见，甚至是气焰嚣张，它们自石块砌成的护堤斜坡下出发，一路大大咧咧地跑去，似乎不愿意留给其它植物任何一点生长空间，毫无顾忌地漫延在滩地上，最茂盛之处，有半人高，硬是把原本应是湿地生长的那几丛芦苇，挤到了远离江水的堤坡边。
吃草的水牛似乎也没有人的那种心思，它们的样子悠闲自在，不停地甩着尾巴，慢腾腾地翻过堤坝，来到临水一侧的堤坡上，正啃吃着那里的青草。我有些疑惑，水牛为什么不去滩地中间吃草？那儿的草又高又密，汁液一定比堤坡上的草更多。我数了数，这群水牛一共有五只，那只牛犊哪儿也不去，它在那四条水牛守护下，正学习怎么着去吃草。
和荒草在一起的，还有那条粗重的锚链。这根锚链，如果不在意，几乎被我忽略。环环相扣的那一条锚链，不见天光，潜伏在草丛里，仅在人们踏出的那条窄窄的草间小路上，才露出一截来，使人们知道有一条锚链从这儿经过。我惊讶的并非这一点，我注意到，这条锚链的每一节链环孔洞中，竟也钻出好多我不知名的青草来，几乎将这一条锚链包裹起来。在我退后几步望去，这条沉重的锚链就像一条草绳子。是的，那是一条青色的草绳子。
再向江滩尽头望去，这条锚链始于那条趸船――是从趸船的船首抛下的，其最后一个环扣，连接的不是铁锚，连接在堤坡水泥墩的地垅上。对于常年在长江上工作的我，自然知道这条锚链与船尾抛向水底的那条锚链，具有相同的作用，都是为了趸船在暴风骤雨来到时，仍然能做到不走锚，并且稳固如岸地――而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之一。
桥西边的黄昏
我总觉得，黄昏时分，船驶到桥的东边 是为了去看桥西边的黄昏。
――题记
自西向东，船驶过长江大桥后，就是大桥东边的航道了。感到背部灼热，回首逆光望去，夕阳最后的那一抹余辉扔在了江面上，将汛期的江水洇染成桔红色，闪耀着刺眼的亮光，也许，这就是很多人或很多文章在面对一条河流时，要去形容的那个“波光粼粼”。
在桥东这边，向西边看：黄昏时分，江面上所折射的光线，细碎、凌乱、游移不定；在波浪的顶端，光的线条呈交叉，或十字状，明明暗暗、忽长忽短，迷离地在漫射；而波浪的凹处与旋涡的底部，则呈现出幽亮的褐黄色。但湍急的流水一旦涌入桥墩那片狭长的水面，由于桥身的阴影存在，江水旋即暗淡无光，变成了灰黑色，并在距离那片阴影很远的地方，才溢流出了斑斑点点的一片淡红。我心存疑惑，难道虚空无实的阴影也能吞没或改变流水的颜色？
虽然常识告诉我，在盛夏、或初秋的季节里，河流颜色的深浅只与水中挟沙量紧密相关，即使到了夜晚，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，只能是浑黄的颜色，但身在大桥以东航道上的我，仍然恍惚地觉得，桥西边的时间如果一直定格在黄昏里，我看见的这些，就有可能是真实的。
但那又何尝不是众多人以为自己“眼见为实”的那个真实。
不会为某种现象是否真实而产生臆想、而恍惚的，是那座长江大桥。九年来，它自竣工那一天起，就凌空跨越两岸，将同一条河流南北两个城市贯通在它的道路上。而我，则有可能是这两个城市中，用以下两种方式“走”过这座桥梁最多的人之一。第一种：我们的码头在长江大桥以西，船艇要去桥东边的水道巡航，或者完成铺设浮标任务后，再从那里返航，都要过桥；第二种：有时候，我们采取的过桥方式，是“车”这种交通工具，那大都是有某位领导带队，要到分散在南北两岸的各个驻地航道单位，进行专项检查或绩效考核。
两种过桥方式，一个从桥下，一个从桥上，其区别和共同之处，都缘于那条河流，但我更倾心于从桥下走过。只要是好天气，桥的阴影浓重地铺在江面上，即使我不在值班，在船舱内，我仍然能感到自己的船正在穿过大桥的阴影。而且，我的这种感觉，在黄昏时分更为真切。这是为什么？
我曾经为自己的这种感知而诧异，问过别人，有的人想了想，说他也有这种感觉。究其原因时，难以捉摸，我最后只能归结到这是船在驶近大桥，并在经过桥下那片阴影时，穿过桥墩的风速增大了许多。但这样猜测却未能自圆其说，如果是寒冷的冬天，舱门和舷窗是关上的，我又从哪儿感觉到那凛冽的风，正从舷边刮过？
桥墩泛红，那是来自黄昏最后时分江水的反光，短暂到只有几分钟时间。但那种炫目的红色，常常让我想起灶膛里燃烧的火，它照亮了我曾经有过的几年乡村经历，也以黄昏的名义一次次地提醒我，当年坐在锅台下，往灶膛内不断塞进稻草的那个人――就是我。
桥西边的黄昏，终于退出我的视野。天色完全暗下去的时候，大桥将自己的数百只栏杆灯打亮，将自己的轮廓勾勒在夜晚的江面上……
大暴雨来临之前之后的江边
那场大暴雨来临前已有先兆。清晨时分，太阳刚一露脸，即被黑云遮蔽。天气异常闷热。空气湿度很大。到处充斥着水分：各个船舱墙壁在返潮；盥洗室里的那面镜子蒙着一层细密的水珠；衣服穿上身是潮济济的，觉得很难受；当我向对岸望去，由于能见度欠佳，东至县大渡口镇堤岸犹如在雾气中，一片模糊；连堤岸下的那些柳树，也模糊得变成了灰黑一片，我只能从江水那微弱的反光中，才能分辨出堤岸和江水的分界线在哪里。
下午三点钟的时候，天空变成瓦灰颜色，远处隐约传来轰隆隆的雷鸣声，虽然微弱、沉闷，却有力量，我感到了甲板在颤动，并发出金属被轻轻撞击的那种响声。暴雨来临之前，江面显得异常平静，是那种让人担心的平静。长江海事甚高频电台信息频道连续播报着三级(黄色)水上交通安全预警通告。在港船艇的水手们，也在检查本船缆绳是否牢靠地系结在趸船的带缆桩上。长江安庆段所有轮渡船都按照禁航令，泊锚于各自渡口码头。江面上行驶的小吨位船舶，也在寻找安全水域或港口，将要就近锚泊。
悬挂在舱门上方的电子钟指向下午四点十五分。一声炸雷响过后，天色陡然变得一团漆黑。按照操作规程，强对流天气且又电闪雷鸣时，船舶电源暂时关闭，所有船员也被船长告诫不得使用手机，若不是远处炽烈的蓝色闪电，咫尺之间，我也看不到同船伙伴们的脸，但还是能够从他们说话时嗓音调值的高低中，知道谁在跟谁说话。其时，一个人在问，我的天哟，这天怎么这么黑，黑得好?人。另一个人在答，别急，等一会儿，雨一落下来，天就会亮起来的。这一问一答的，是水手长老许和船长老沈。
还是那个下午。
几乎所有的雨都落在那个下午里。我从未经历过如此凶狠的暴雨，它还挟裹着冰雹，砸在甲板上。西北风也在暴雨降落的那一刻突兀而至，它掠过城市天空，刮过防洪墙、刮过堤岸、刮过江滩、刮在江面上。飓风在船的两舷刮出尖利的唿哨声，船在剧烈地摇晃。缆绳在风雨中吱吱嘎嘎地作响。桅杆上的湿透的旗帜，因为风力巨大，不再垂下，逆风扬起，呼啦啦地扯出布的响声。
几乎所有的风都刮在那个下午里。这样的暴风雨，数十年来，我是第一次遇见。当暴雨从天空落下来的时候，其炽烈程度让人恐惧。在我的视野中，那些密集的雨，与飓风集结为一体，不见一丝雨的缝隙，已不是往常我们所看到的雨点或雨线，犹如工业锅炉喷出的蒸汽，但颜色微黄，疯狂地涤荡在天地之间。即使在暴风雨最激烈的那个时间段，我看不见舷窗外
雨停住的时候，风势已收敛，但还在轻轻地刮，风向已转向西南，天色也渐渐地明亮起来。防洪墙外街道路面上到处积满了水，到处都是折断树桠或连根拔起的大树，有一棵大树砸在路边私家车的顶棚上；还有从阳台上刮下来的花盆、高处掉下来的商家广告牌，房顶掀下来的凉棚；也有一些助动车和摩托车被急风刮倒在路边，它们一律朝着风刮过去的方向倒去，就像是一副多米诺骨牌，第一辆刮倒后，紧跟着，一辆接着一辆，一下子倒下了好多辆。
码头之上，堤下江边公园中的那些柳树，也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中，倒下了好多棵，它们的命运与街道两边的绿化树没有什么两样，有的被拦腰吹断、有的连根拔起、有的被飓风摘去了树冠，光秃秃的只剩下了树干和几根枝桠。在自来水厂那高高的水塔下游方向不远处，那一棵我不知道树名的大树，它粗壮而且枝一叶茂盛，已在四月里结出扁豆形状的果实，一挂一挂的，吊在树叶间，煞是好看，但这棵树却没有在大暴雨中倒下，只有十来根粗粗的枝桠被折断，青青的豆荚洒满了一地，它活在了那场暴风雨之后世界上……
暴雨之后，翌日上午八点整，长江安庆水位上涨
那场大暴雨对一座城市的袭击就发生在昨天。时间相隔如此之近，也许无须努力去回忆，暴雨来临之前之后的景象，也能历历在目。但我却这样想，在我写下类似这类“回忆”文字时，回忆并非只是回忆，那一定是我再次将自己置身于那场大暴雨中。
文学，不仅仅止于再现我们的生活（散文观）
我一直以为，写作，始终有“文学”与“非文学”的两者区别，生活中的“素材”或“材料”虽然对文学和非文学写作都非常重要，但文学，或者散文，却不仅仅因为这种重要性，而停留在我们所剪取的那些生活面前。
将生活中的那些原是材料本身的意义、本身的精彩，转化成作品的意义与精彩，让人们读到那个生活本身以外的东西，甚至是更多的东西，或许，这正是我们这样的作者所期望的。从某种意义去看，写作过程中对往日生活的思考，是我们再一次进行的文学“经历”。我想，如果这种“经历”的结果，不仅仅止于再现我们的生活，而且能够超越所写到的那些生活，那该有多好。
在今天，文学――在很多散文作家那里，已是一种可有可无的 “东西”了，当前诸多散文家和散文评论家对散文文体的争论说明了这一点。在我看来，我们的作家或许谁也不会将散文这种体裁划到文学之外去，散文如果不是文学的，那么我们所写出的“散文”也就不是散文了。
（注：散文系列《江堤下》共计十六篇，原分别刊载于《安徽文学》2015年第3期、《漳河文学》2014年第3期、《在场》2013年秋季号、《岳阳文学》2013年第6期，其中1―4题和散文观《文学，不仅仅止于再现我们的生活》发表在《安徽文学》2015年第3期， 以“杨四海散文”专栏推出，并获得《安徽文学》2015年度文学奖散文提名奖。）
和郁达夫一起去寻找A城的秋天
一
A城1921年的秋天景色真好。当我写下这个句子的时候，1921年的秋天已过去了九十三年。然而生活在A城中的我，目光还没有离开他描述过的那年秋天，还憧憬着在那个节气里来回走动。那天上午，当我一连数日为苦苦寻找那个秋天，而口舌干燥地感觉到有了心烦意燥时，大风从身后的江堤上刮过来，那几朵原先悬浮在江南田野上空的云彩，也迅速地越过河流、越过堤岸，来到我的头顶上，然后，再在A城的那片天空中，慢慢地变薄、变碎、变淡，最后没有了踪影……
1921年的秋色是美丽的，在郁达夫那儿，不是那个故都的秋天，甚至不是富春江畔家乡的秋天，一定是指他将要到达的那个A城秋天，而且应该是从
他是第一次来到A城。人地生疏，夜晚的黑暗，似乎加深了他对这个城市的陌生感。我知道，他急切想找到好一点的旅店，好让疲惫了一天一夜的身体尽快得到松驰，可是他什么也看不清，甚至望不见那座早已听说过的著名宝塔，屹立于岸边何处？能够看清楚的，只是江边这条马路上的那几盏路灯，它们从高高的电线杆上，将昏黄的光线，漫不经心地洒向路面，使倒在脚下的――他和他手中那只行李箱的影子，变得有些夸张，变得又瘦又长。
他没有记住那家旅店的名号。翌日晚上写下的那则日记，证明了这一点，因而他将住宿了一个晚上的这家旅馆，称作是荒店。在这家叫做“荒店”的旅馆中，他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地难以入睡，在想着一些事情，在等待着天亮。虽然他早己知道这座省城的风景是美丽的，而且，秋天的景色一定更加迷人，但人人知道的那点常识告诉他，任何一个地址之上的风景，即使有多么得美丽，也不会在夜晚的黑暗中出现。
他睡不着，索性盯住“荒店”房间里的那面南墙，用劲朝一个地方看，终于等到那扇纸窗，在墙上一格格地亮。其时，他还听见那渐渐白亮起来的窗户外，响起了脚步声、有了一两声冷寂的咳嗽声。他欣喜地从床上一跃而起，匆匆洗嗽完毕，步出“荒店”大门，闯入他视野的，首先是这条马路对面的江堤，然后是――他昨夜没有望见的那座宝塔，它就在距离“荒店”几百米远的堤岸东边一处坡地上站立着，正寂静地接受着这个城市第一缕阳光的照耀。
他当然还看到了这条马路上那些并非是“风景”的景色：这条马路在A城最南端，紧贴着堤岸，因而所有店铺都筑建在马路北侧，它们多是青的瓦、白的墙，屋檐伸出外墙四尺多远，并且，相互之间挤得很紧，几乎没有空隙；松树或杉树的木板门，没有油漆过，一块一块地上在门槽中。这会儿，他听见门板滑出槽口的声音，那是早起的店家正在下门板，准备开张营业的响动。他闻到侉饼和油条扑鼻的焦香，那是从店铺与店铺之间的空档口――某条巷道中飘过来的。在A城江边这条马路上，有很多这样的巷道直通后街。他在大上海就听说过，A城的早点铺名堂花色甚多，炸糕、炸糍粑、炸麻团、蒸饺、锅贴、油饼、水煎包子、绿豆圆子等等，但刚刚出锅的油条，如果挟在刚刚出炉的侉饼里，再就上一碗热汽腾腾的豆浆，那才是A城有钱人和无钱人至今珍馐美馔也换不来的早餐。
二
1921年的侉饼油条的焦香，以及芝麻油饼、绿豆圆子的热气，不会飘荡在今天的A城沿江大道上。昔日那条马路北侧青瓦白墙的店铺，几乎就是史料记述中的建筑颜色，它们大都渐渐地坍塌在岁序更新的时空中，成为路基之下的泥土。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，A城那年秋天的景色，是从这个早晨开始的。甚或，几年后，他的那篇《迷羊》里所描述的A城秋色，也是由于有了这个早晨，才有了他讲述的那场先是相亲相爱，最终是悲欢离合的故事。
但那个早晨对于我，过于久远，并且模糊得近乎于虚幻。因为1921年的郁达夫，与此时此在的我，错位已将近百年，我无法走进九十多年前的那个秋天，与应邀来省城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任英文科主任的他相见相识，再尔，相互客套地一番寒喧，伺机等候着他若干年后，或许能够将我加入到他所描述的那个秋天中，成为他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原型。然而，我依然有理由，在九十多年之后的这个秋天，或者这个年份的任何一个季节，随意地走在A城的大街小巷中，倘佯在他曾经流连忘返那些个地方。其道理很简单，因为我在前面就已经说过的，我在A城居住了几十年，并一直在他描述的那个A城中，一年又一年地工作并生活着。
我确实这样想过，我比他更熟悉这A城。1921年秋天的A城，对于他，只是在这一个地址上经过，即使他不止一次地来过A城，那也是他多次经过这个地址，或在这个地址之上作过短暂停留而已。因为无论基于何种原因，操着浙江富阳乡音、才华横溢的他，毕竟要离开A城。而我，事实上，自从离开家乡冀南乡村后，已经将异乡的A城做为自己终生栖身之地。倘若有过离开，那也是暂时的，短则寥寥数日，长则十天半月。数十年来，不知道有多少个白天或夜晚，我的脚步声都留在了A城左拐右弯的大街小巷中，看那来来往往的人和事，看那拐弯抹角的天和地。即使去单位，如果要想抄近路，我所选择的路线，有可能与1921年的这位英文老师，所走过的路线惊人的吻合，甚或更节省时间。比如，我去朱家坡――现今的沿江东路那个单位去上班，如果时间仓促，我会在步出建设路住所之后，向南走出数十步，在钱牌楼那座牌坊前左转弯，穿过天后宫那条店铺密集、路面窄狭的街道，然后再穿过有些零乱的某个小商品市场，就可以走出当年郁达夫所说的东门，即今天的枞阳门了。
然而东门的城墙早已不在，东门的“门”，也只是昔日东边“城门”的一个象征，它二十年前由白色大理石雕凿而成，复原在A城“东门”的原址上。
复原的“东门”，在恢复原状之时，就失去原状。我在一幅老照片上，见过它的模样：东门建在A城东边山坡上。
那东门斜对过的横街朱家坡，曾是我供职那个单位门前的一条道路，它坡度陡峭、贯穿西东，位于枞阳门与迎江寺之间，十多年前虽然还在，但也在城市规划中，于2003年被改造成平坦的沿江东路某个段落，成为A城旧地图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地名了。
那年秋天，为了登迎江寺院中那座高二十四丈的宝塔，他好像是从东门出城的。而我却经常从东门走进又走出，就穿行在那个“城里”与“城外”的段落里，并在这个段落的一处处旧址上，往往返返了许多年。这几年，那“东门”，也就是枞阳门前那条南北向的宜城路，有些邪门，清晨与傍晚时分，路边人行道上，常有一些身份不明的年轻女人在徘徊，她们的目标是单身走路的男人。经过那里时，如果遇见这些人，只要你目视前方，作出一副视而不见或正人君子的样子，不要朝两边看，她们是不会纠缠你的。
无论在这个段落上穿行过多少回，我都不在1921年的秋天里。我也自然无缘与来A城唱京剧的天津名角胡月英相遇，更不可能与女扮男装的这位小生共同走进迎江寺、登上寺院中的那座宝塔，在八角七级宝塔的第五层外边圆形走廊上，一起去看A城屋顶上的炊烟，去看江上的风景，去看江对岸的秋林、村落、青山……
迎江寺院中的烟香缭绕，诵经声声。此刻，我正从迎江寺山门走出。这次去迎江寺，我不是去登塔，而是去看一个人作画。那个人是我的朋友，他送我走出迎江寺山门时，对我说，写散文的你和写禅画的我，都不在1921年秋天里。是的，1921年的秋色，在郁达夫那里，在他的《迷羊》和那几篇小说里，在我们今天想象中的那个年代天空下。
三
A城1921年的秋天景色真好。这句话，在风中、在雨中、在秋水中――飘荡，或一直荡漾着，它就像一部影视剧中的旁白，安静，却又空荡荡地传过来，仿佛不是此时的我说出来的。我总恍惚觉得，那个省城法政学校的英文老师，在1921年的秋天――他26岁时，就说过这句话了。是的，他说过这句话后， 1921年的A城秋天就来到了，那个故事就在A城中开始演绎，并在若干年后，属于《迷羊》里的王先生了。而小说中的王先生，那一年秋天，年龄也正好是26岁。
然而，我并非认同郁达夫就是王先生的说法。即使王先生身上有着他的影子，他也不是王先生，也不能是吴侬软语的王先生。但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将安庆隐匿地称之为A城，或A地？是小说讲述者演绎这个故事时，需要虚构而故意为之吗？
是。抑或，不是。可是他为什么在同一篇小说中，仅仅隐去了安庆这个城市，却又将这个故事中的其他两个城市――南京和上海，毫不迟疑地说出来？而且，当他描述秋天里的A城时，为什么那个A城中的道路、亭台、寺庙、宝塔、公园、湖泊、山峦、同仁医院，那司下坡上――青天白日的道台衙门（谯楼），却又曾经或至今――仍然名符其实地存在于安庆城中或城外呢？
那年秋天中的安庆，或许是郁达夫心中的一个秘密，他想将它隐藏起来的时候，却又想说出来。是小说给了他这种权利，让他于虚构之事中，说出了他最想说出的那些真实。
记得前些时候，我和苍耳说过，我又琢磨了一次《迷羊》，但我并不关心《迷羊》里的故事，我所关心的，还是他讲述的那个安庆城的秋天。在那年秋天，他站在安徽省法政学校英语课堂上，向学生们抑扬顿挫地朗读着欧州某个作家诗篇时，我想，那生长着菱角、水荇、青荷的菱湖，就在法政学校的东侧，如果有东北风吹过来，用力呼吸，他和他的学生，是能闻到窗外荷叶与莲蓬清香的。
那摇曳在湖中的花朵，都盛开在夏天里，因而1921年的郁达夫，不可能在那年秋天，望见菱湖中的水生植物正在开花。那荇与荷的花朵，绽开在上一个季节中：金黄色、贴在湖面上盛开的，是荇的花；而那一技枝拔出水面绽放的，才是青荷的花，它们颜色纷呈，或白、或红、或黄、或粉，倘若微风拂过湖面，赶赶咐咐的它们，会和蛙鸣一起，将1921年的夏天弄出了响声。
这摇曳于风中荷花的响声与蛙鸣，年年发生在夏天里，他始终没有听见过――那是他每次来安庆，都选择了在秋天。第一次：1921年10月，翌年1月末，寒假到来时离开；第二次：1922年9月，翌年2月初，寒假到来时离开；第三次，
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安庆夏天的景色，始终与他无缘。这也许并非就是巧合，是神的旨意，注定他要在那三个秋天里抵达安庆，并在轮船码头旁的那段江堤上、法政学校东边的菱湖之畔，一次又一次地于秋风中，倾听那一江或一湖的浪涛，拍打着堤岸的声音。
四
在菱湖之畔，我抬头看天，天空是蔚蓝色的。这是安庆难得一见的澄澈天空，平日里那灰黄的雾霭不知哪儿去了，飘过去的云朵，在阳光的映照下，边缘色泽透着红亮，中间却是银白色。这与他《迷羊》中描述的安庆天色大致相符。但这不是1921年的秋天，而是冬天的
我不想再在湖边长久逗留，便沿着那条他曾走过的湖边小路，向南走出菱湖公园后，再折向右手边近在咫尺的安庆师范学院（菱湖校区），在他执教过法政学校原址上，我看见几位老师正从那栋红楼中走出。这几位老师的面孔是陌生的，我一个也不认识，他们的年龄，看上去在35岁上下，与1929年逃离安庆的郁达年龄相仿。然而，郁达夫的那张面孔我是熟悉的，这几天晚上，我曾多次面对网上找来的那张黑白照片，静静地凝视着脸型清瘦、嘴唇紧抿，有着一头浓密黑发的他，想象着他描述过的那个秋天景色，并试图与这位从未曾晤面的老师，作一次关于安庆那年秋天的交谈。
可是，他不说话。始终没说话。照片上的他，还眉清目秀地停留在那个遥远的秋天里，依然保持着侧身眺望远方的姿势，将紧抿着嘴唇，留在唇角的那一丝仅有的笑意，呈现在我面前。
他没有回应我这个造访者。即使我距离他如此之近，他仍然不会走出那张照片，我也不可能与照片上的那个人，完成任何一次谈话。
现在，那几位年轻的老师，已走出了我的视线。我看见，红楼前那片树林间的甬道上，有很多拖着拉杆行李箱的学生，在相互道别，他们大都身着颜色鲜艳的羽绒上装和牛仔裤，三三两两地走出他曾经任教的那座院校，在这个寒假到来的时候，将各自乘座火车或长途汽车，离开腊月里的安庆城，返回故乡，与父亲母亲一起送走除夕夜，迎来农历里的新年正月。
我也知道，即使我在安庆生活了几十年，天天呼吸这个城市中的空气，喝着这个城市自来水公司过滤过的江水，但要去寻找郁达夫所描述的那个安庆秋天，仍然是困难的。上个星期某个晴朗的上午，我去了位于城西的大观亭社区。我熟悉那个地方，那儿隐藏着我对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记忆。在十七岁之前，我一直居住在德宽路38号某间光线昏暗老房子里，在安庆第五中学读书。德宽路38号和这所中学，都在郁达夫登临过的大观亭附近，而且第五中学就座落在郁达夫描述过的――那“格外的沉静，格外的蓝碧”的鸭儿塘畔。
然而，那“皖江第一胜景”的大观亭，自1938年6月以后，始终是安庆人的一个痛处，它毁于那年日军进攻安庆的轮番轰炸中，整个山岗，满目皆是断垣残壁，破败不堪地成为废墟。后来的“大观亭街”60号――“大观亭小学”就筑建在这片废墟上。而郁达夫登临大观亭时望见的――那水天一色，辽阔到犹如湖泊的鸭儿塘，因为大型石化企业要如期竣工投产，也于1981年被彻底填平，成为长达
大观亭街，大观亭小学，鸭儿塘路――这样的命名，看上去，有点无可奈何，却又流露出一个城市对历史某个章节铭心刻骨的记忆与负重。或许这位命名者，有心让我们不断地回首眺望，让我们于日后的怀念中，能够再次返回无形无象的那些风景中？
这会儿，我正走在鸭儿塘路上。落入眼帘的，首先是石化热电厂冒着白烟的烟囱，然后是路边高高架起的输油管道，再就是道路上急速行驶的车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少年时代的那个我，放学后，经常和同学们在一带玩耍，也正是在这儿学会凫水的。但在这条鸭儿塘路上，我哪又能看见鸭儿塘中的一滴水。
五
清晨的雾气散尽，今日天气很好，下午的阳光，从窗外那棵冬青树的枝条间穿透过来，将斑驳的树影洒在书桌上。我闭上眼睛，感觉到有些阳光，从树影中挣脱出来，金光闪闪，十分细碎地扑在我的脸上。我有些迷离。
自去年秋天开始，我一直试图从这本小说开始，去接近1921年的安庆秋天。我觉得这样做，是有意思的。即使身居安庆的我，至今已经历过几十个安庆的秋天，但当我决定从一本小说出发，去寻找1921年的安庆秋天时，我虽然无法说清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我仍然觉得自己的这种寻找，不仅有意思，而且意味深长。
这种意味深长，对于我，也许就在“找到”和“没有找到”的那个秋天之间――诡异地弥漫着。
可以说，即便我在安庆城居住了几十年，熟悉今天安庆的秋天，并且熟悉今天安庆的秋天景色，但我不会说，我也熟悉1921年的安庆秋天。在我摇摇晃晃的内心深处，九十三年前的安庆城，就像是旧时光中的一座巨大迷宫，它没有路标，难以找到走进又走出的那条道路。而那个安庆的秋天，在我眼中也应该是蓝调的，它平心静气，而又激情荡漾，一直藏匿在郁达夫的《迷羊》、《秋柳》和《茫茫夜》的故事中，同时，却又向我这个寻找者，隐隐约约呈现着它想呈现出来的那部分。
我认真想过，或许那年安庆秋天的每一个细节，并不只属于郁达夫一个人的，它们也在我“找到”和“没有找到”的那个时间中，近在眼前，却又遥远地――以另一种形式，在他所讲述的那个A城中，慢慢地苏醒过来。
这些天，书桌上的这部上下两卷本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名著・郁达夫卷》，已被我翻阅过多遍，有几天，甚或被我装进挎包里，陪伴着我，走遍了安庆大街小巷。
现在，我合上这本书吧，将它送到书架上。
（注：刊载于《安徽文学》2014年第7期,《长航文艺》2014年11月号转载；《和郁达夫一起去寻找A城的秋天》获长江文联（作协）首届文艺奖文学创作成就奖及2014年度安徽省金穗文学奖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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