苍耳散文三篇

作者简介：苍耳，著名散文家、文艺评论家、随笔作家。现供职于安庆理工学院。安庆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著有散文集《纸人笔记》、文艺理论《陌生化理论》，长篇小说《舟城》等。

秋天对一首乐府长诗的注解

       这节令渐渐有了点慢板的韵味。江北的秋野一片斑斓。山上无疑也长满了松拍和梧桐，大群大群的鸟雀如来不及打上的标点，在最初的民谣之外纷纷洒落。雨意低绵，只随意地掉下几滴，一点不成样子。在开往岳西的中巴上，售票员晓得皖水以东有个叫“平坦”的叉路口。我在那儿下车，再乘车往南。我知道，我正在加入到小吏港的秋天里去。一个人在同样的季节抵达一首古典长诗中的村庄，这可能导致对它的误读还是被它悄悄延伸？但我不是专为看一座仿古汉墓而来。我只是想看看一株生长了一千八百年的颀长植物，它下面的湿土、犁耙、箜篌和河流是否在深秋里焕发出另一种光泽。当然，如果有机会，我想结识那个叫“无名氏”的作者。他在村庄里居住了很久。他的双眼昏花了，象秋暝一样。他也肯定希望找一个人交谈。 

       但这首乐府长调里没有注明任何路标。在真实的古镇和杂木起伏的旷野，我分别得到了小磨房主和寺庙里一个厨工的指点。小磨房主很闲散地蹲在古镇小街边的门口，抽着烟，他向西边一指，表情显得有点暧昧。也许他是焦家的远房亲戚？而看上去象出家人的年轻厨工，走出庙门，来到路边一小佛塔旁对我说：往田畈那边走就是刘家山坳，兰芝娘家就在那儿。现在我真的感觉到一千八百年延伸而来的深秋了。刘家山坳，隐藏在汉乐府管弦里一个被忽略的村子，立即呈现于青苍苍的云海之下。但对我而言，这是一个更令人迷茫的岔路口。再往前一步，我就要脱离建安年间的乐府了。我看见紫辣蓼和蓝茵茵的鸭跖草象民谣长满了田埂。是的，一旦你面对它，你无疑已深入到该诗的空白以及它后面不断流淌注释的部分。历代文人和训诂家已为此耗费了不少心血。我需要坐下来歇一会儿，并听听一直向南流去的铮铮淙淙的皖水。当然，我正在修改这些注释。我正努力这样做。

 【严霜结庭兰】

我在靠近刘家山坳的树叶、篱笆以及田野上看到了严霜。薄薄的、微白的一层，在风刮不到的地方要略厚一点，但还不足以遮盖浅浅的鸟爪。而在灰白色的坚硬的岩石上，你甚至看不见它。所以我说，为了让我们感觉它，大地准备了颜色深于或略深于它的事物，包括辣蓼、瓦楞、晚稻茬、车辙和飞起飞落的山雀。我看到微茫的旷野上随风倒伏的最后的挥镰者和稻草人。严霜是我们读诗时所轻轻带过的，但现在我感到了它真正的冷冽和灼痛。在靠近刘家山坳的道旁，密密的茅草有一人多高，人走过去时要用手将它们拨开。茅兜底下响着赶赶嗦嗦的声音。村里有一户在做新房，听得见工匠们的说话声和摆弄工具的声音。我仍可以继续往里走。但我暂时停下来了。可能是因为村头一口水塘全干了，龟裂着，有一只旧鱼篓还嵌在裂纹里。我在塘底走了一圈。塘沿部分有一些习惯于湿地的矮小植被，撒下一些细小的紫花儿。一口塘干得这样彻底，仿佛时间都流光了。而埂上的一棵乌桕树引起我的注目。它满枝的霜籽怒绽着，二三枚红叶点染其间。我要强调的是，进入村庄时，我没有看到修辞中散发香气的庭兰。 

然而严霜自古至今并没有变化，没有。在人们的劳作、繁衍和睡眠中它没有变化，在刘兰芝之死和死之外它也没有变化。这足以成为这个深秋和我同时正视它的缘由了。当然，它降落时无色无味，一点声息也没有，不象雪霰或雨水那样呈现出速度，以及象雾那样迟滞在低空中。刘兰芝哦，这个汉代庐江府小吏的美丽妻子，这个卑微得无立锥之地的忧郁弃妇，她的哀婉凄绝必然是深秋里的一瓣霜花，冷冽，素艳，晶莹，从而超越于击打她的严霜之上。但我还要说，严霜是呈现于旷野的时间的坚定品质之一。所有行走在时间内外的生者和逝者，你们的脚印都深藏于严霜之中，象鸟迹一样。 

 【摧藏马悲哀】 

汉乐府的马，民间的马，驰骋在皖水、潜水向南奔淌的平阔的原野之间。从这儿望去，那时的皖县仿佛一座纸扎的城。它周围的旷野是不是被皖河剪成民间的窗花了呀？马呀马，你要驮她重回对岸的焦家贩吗？可是除了微雨中隐约的马嘶外，此刻什么也听不见。只剩下马齿苋和马蹄莲，在捆禾者出现的清寂田野上承受霜痕。然而纸扎的城，怎抵得住庐江府小吏以及诗人的泪雨呀。焦仲卿，这个在婚姻里苦苦挣扎的书生，懦弱、老实、优柔寡断。情感失落和嫉妒在深秋的风中摧打着他。他要到刘家山坳来问个明白。他的心态是复杂而犹豫的，备受煎熬的。他只在最后那一刻才证明他的真情是不容置疑的（在前半部分我产生过疑问，后半部分我开始倾听河水在说些什么）。我曾问过学生，焦刘除了自杀外是否还有其他路可走？学生们几乎一致认为：私奔！ 

      因此马感到的“悲哀”，可能比焦仲卿的悲哀要多一层。双重的悲哀呀，怎能不使它脏腑俱裂？在刘家山坳的田畈里，我曾试图在低湿之地寻找那种叫“私奔”的野草。马呀马，你何时才能载着他们私奔？

【蒲苇纫如丝】

照我的理解，蒲苇是摇曳在这首汉乐府长诗中最柔丽而秀拔的植物。它以甲骨象形为根，以汉魏风骨为茎，以民谣为大美之花蕊。但我无法在小吏港南边的田野里找到它。清凌凌的皖水从刘家山坳和焦家畈之间向南流去，再往西还有潜水；在部分裸露沙床的河边，稀疏地生长着蒲草和芦苇，所谓“水深激激，蒲苇冥冥”。飞絮的芦苇自不必说，即便高大的蒲草也是如此雍容、静谧而风情万种。蒲，即香蒲，又名蒲黄、大八毛、毛蜡、水蜡烛。多年生高杆草本，高一米到二点五米。根茎横卧于水边湿泥中，圆茎直立，不分枝，质地坚硬，其叶呈阔线形，全缘，柔软而厚，长约一米，基部长鞘抱茎。七月至八月，花梗从叶丛中抽出。雌雄花序紧密相连，上部为雄花，狭穗形，下部为雌蕊，赭褐色，形似一枝枝红烛。 

     “妾当作蒲苇，蒲苇纫如丝。”长满芦苇和蒲草的皖水边，刘兰芝常在这儿捣衣浣纱，与小姑（据传她名叫焦月英）嬉戏。因此她自比蒲苇，实在是发自她内心的喜爱和自怨自怜。尽管“蒲苇纫如丝”，但等待她的是对丈夫许诺“不久当还归”的绝望，以及“蒲苇一时纫，便作朝夕间”的冷嘲。其实蒲草远没有芦苇柔韧，尤其是它点在深秋的烛火，一阵大风就能吹灭它。但芦苇也不能抵挡即将到来的冬天。在皖水边的蒲草和芦苇丛中，我看见死亡在爱情里是最后的浪漫，而浪漫滋养了它的透明易脆的部分。但更多的是那种叫做婚姻的多年生草本植物。这种宿根很深的植物，它将须根扎入比情爱更广大而复杂的生存之中。皖水和潜水就是这样流淌的，它裹卷着婚姻这冬来发青的小小植物。 

      焦刘的悲剧与梁祝以及罗米欧和朱丽叶的悲剧不同，就在于这一对人儿扎根于汉代婚姻之中并触及了它晦暗的内在性。婚姻保存了我们又使我们分离。它好象烛火外面的小小灯罩。伤害它只能使它更加揪心，或彻底毁弃。而在深秋时节，它才慢慢接近水蜡烛的摇曳本身。在当地方言里，人们仍将遭磨难的媳妇叫做“苦枝子”，将懦弱的老好人称作“焦二”，而厉害的婆婆被指为“焦八叉”。这些特称为什么都成了代词和复数？实际上，刘兰芝难以做到如蒲苇那样坚韧。她也不必那样。她是汉代蒲苇在一个深秋果梗上的一小部分。她的脆弱是纯粹的人性带给她的。她因这脆弱而勇敢，而走在考验她并等待她死讯的丈夫的前面。她被大风吹落了，她的苞实流到了皖水的下游，也就是我此刻所站立的地方。

【孔雀东南飞，五里一徘徊】 

应该交待一下，我来时的方向正好与“孔雀东南飞”的方向相反。我从东南向西北辗转而行。“徘徊”这个动词的潜在内涵一直没有受到重视。它至少包含了眷恋、犹豫、迟疑、矛盾、怅惘和撕裂等等意味。兰芝“??日欲暝，愁思出门啼”，与仲卿“徘徊庭树下，自挂东南枝”，他们死之前的孤独无人倾诉，却全在“徘徊”之中了。他们是深秋的大地上太过年轻的迟暮者。在这个比兴中，“徘徊”作为一只禽鸟的动作是令人玩味的。作为比兴，为什么它不是别的什么禽鸟？ 

      在我看来，主要原因是孔雀具有“九种美德”，其坚贞不屈更令人叹服，“此鸟非自偶者，终不相合，强雌雄同笼，拒如仇敌”（桂馥《礼朴・览古》），但另一原因却极不容易被发现，那就是“孔雀”可能在汉代以前曾在这儿栖息过，正如华南虎在宋代仍出没在潜怀的山林中（梅尧臣过此曾遭遇它，差点丢掉一条老命）。战国时代长江流域尚被原始植被所覆盖，在楚辞等文献中我们可以读到这一点。潮润而温暧的亚热带气候，适合美禽孔雀在这儿繁衍生息。然而后来的滥砍乱伐，却造成茂密的原始森林毁灭殆尽，滚滚长江水也因之由清转浊。由此可见，“孔雀”频繁出现在汉乐府中绝非偶然。在两汉语境中，“孔雀”这个物象理应包含珍贵的、最后的、一去不返、失而不得等等意义。最后一只孔雀飞向东南方而远离它的栖息地，是汉代以及后来的长江人应该为之忧伤、追悔的事件之一。而听过孔雀叫声的人，又无不感到它的叫声象哭泣的声音，凄凄切切。 

     据当地老人的说法，刘兰芝死后，刘家山东南角楠檀墩上建起了一座小庙，里面供奉着一块高约二尺、宽约一尺六寸的石匾额，上面镌刻着焦仲噙刘兰芝的遗像。奇异的是，飞来一对“义鸟”，与石像日夜相伴，不肯离去，后来小庙被毁，“义鸟”便向东南方飞去。此“义鸟”可能就是孔雀。这当然是民间的传说，而《孔雀东南飞》就是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。 

    我在皖水边想到这些，不是为了否定起句两行诗的比兴性质。我是说，“徘徊”同样关涉最后离去的一只忧伤孤禽，关涉万物的轮回与迟暮中的凄美的游移。 

     “即便是风，也在旷野来回刮着不走，正如云影忽聚忽散。” 

      在这个深秋，我感受到更广大更隐秘的趋向凋落的寂寥氛围。“徘徊”这个词超越了人的行为而与万物的枯荣相应和。那是大地上绵延不断的微贱的迟暮者，但它们肯定被忽略了。比如，几只金花虫在晚秋中游移不定；村庄上的灰喜鹊（它与东南去的“孔雀”有近亲关系）绕枝而鸣；蓟草和旋复花一年一度返回这里，它们才是田间最寻常的过客；而一丛丛深红色的火把果，它们每逢中元节是不是还照亮了幽灵返乡的路？

【时人伤之，为诗云尔】

建安年间的“时人”已去。原题“无名氏为焦仲卿妻作”中的无名氏是“时人”之一，他或他们只吟成这部民谣在世间流传……。无名氏不曾留下任何“时名”。后来宫廷乐府中的“时人”加工了它，从该长诗中可以仔细分辨出斧凿的痕迹。宫廷文人们把刘兰芝打扮得太珠光宝气了。我是当代的“时人”。你没看见我也赶时髦来了？如今时兴旅游嘛。你没瞧见我穿着时装，哼着小吏港街上的流行曲，在仿古汉墓那儿凭吊了一番？我在屋里还赏鉴了似是而非的古董，并在留言簿上题了词。 

      离开小吏港时，我买了一斤焐得并不时鲜的红柿子。可惜它们焐过了头，软塌塌的。我问贩子：这是本地柿子吗？贩子说不是的，是从很远的外地贩来的。我相信她的话。刚才从村庄走过时，我看见一户人家的“庭树”是柿子树，枝叶间隐现着青中带黄的团果果。 

     “民歌是历史底下的一条隧道。”一首古谣改写了一小块地方以及一两个村庄。但河流是难以改写的，因为它的河岸缓慢坍塌、移位（那是大地相对性的边缘）不断在改写着自己。给它加注永远是相对的，暂时的。我发现，孔雀坟所在地――“华山”，仍被当地人称作“乌龟墩”。这反过来是否意味着诗歌和修辞具有强大的“焐”的功能？同样，民歌也并非如宫廷乐府那样的“华山”，它只是一个又一个绵延大地的土墩或丘岗而已。刘家山东南角楠檀墩上那座小庙被毁后，焦仲噙刘兰芝的石像便被请回老堂轩内供奉，香火不断，直至文革时被砸得粉碎。

      是的，我没有见到“无名氏”。这一点你猜对了。但我的确与他进行过多次秘密交谈。可以依稀分辨出的交谈地点依次有：刘家山坳的塘边、起伏寥远的旷野、皖水之畔和挂青灯的柿子树下。其间我还看见迟暮中的一只红蜻蜓闪晃于清波之上，那儿同样有被几根蓝纱线混纺的蒲草和芦苇的倒影。

“今日大风寒，寒风摧树木”！一千八百年来，寒风从未停止过它猛烈的吹拂！它究竟摧折了多少树木？但可以肯定小吏港的季节轮换还依赖它。在那儿，还有这个秋天的最后一畦稻田，一个村妇和一个孩子在抢着割禾，小黑狗在跑呀，在帮助她们丈量收获的进度。村里的男人大都出外打工去了。当她走到埂边的水沟里洗脚时，我看清她的脸上布满褐斑和皱纹。我要说，这是关于这个季节寻常却令我心动的场景之一。我要离开这里了，可刘家山坳的柿子还没有熟哦……

内心的斑马

一个幽灵在这片古老大陆徘徊了数十年。除非它找到可寄居的血肉之躯，否则只能让后人偷窥那飘忽在时间深处的一星磷火了。近读沈从文的文集和传记，其中一篇《无从驯服的斑马》（1983年）让我忽然想到：倘自由主义幽灵寄居在肉躯之中，它在心壁上大约就显影为桀骜不驯的“斑马”吧？沈从文何以不用“烈马”、“野马”抑或其它野生灵作比？也许是戮心的猎手和屠夫太过强大，寻常之马注定抗拒不了多久，只有斑马的野性、高贵、劲拙和独步荒漠的孤独深深迷醉了他。在我看来，斑马身上旋转奔涌的浪纹更值得玩味：吸引沈从文的莫不是那黑白条纹的二元性、不规则性，以及绚烂至极的浑朴与淡定？

内在的斑马呈示了一种灵魂状态，那是一种孤寂、惶惑和精神流亡。

由此朝另一方向看去，那个疯狂年代的标志物所构成的遗迹仍在那儿：思想改造的驯马场，黑暗禁闭的牛棚马厩，施虐的鞭具，以及意识形态缰绳、红漆食槽和各种奴化饲料。我甚至震惊地发现，沈从文后半生所处的博物馆文物库房也具有某种象征意味：在五凤楼的两角楼上，厚厚的灰尘覆盖着墙角的几具从埃及带回来的木乃伊，而一侧木架上放置的则是明代以来凌迟罪犯的刑具：鬼头勾、锥、刀、凿，它们都上了锈，却依然锋利。那深深嵌入一个民族记忆的悲喜剧，隐现着一条贯穿始终的主题和命运迹线：要么听任斑马被凌迟而寂灭，要么脱胎换骨而成驽马或骡子。哀莫大于心死，悲莫大于不知心死为死。沈从文在回忆早年生活时写道：“这些出于无知的惩罚，只使我回想到顽童时代，在私塾中被前后几个老秀才按着我，在孔夫子牌位前，狠狠的用厚楠竹块痛打我时的情形，有同一的感受。稍后数年，在军队中见那些杀戮，也有个基本相同的看法，即权力的滥用，只反映出极端的愚蠢，不会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。”在那个盛行非白即黑之逻辑的时代，亦白亦黑的“斑马”便意味着对一元化集权的威胁。在自然界中，斑马的黑白斑纹在面对猎豹进攻时会发出“大声”警告。可是，当年达尔文在《物种起源》中叙述的斑骡、斑驴，如今已惨遭灭绝。

在沈从文的内心深处，斑马的二元性突出地表现为“思”与“信”的矛盾：“思”若黑纹，“信”如白纹。一九四八年，他在写给 吉六君的信中说：“人近中年，情绪凝固，又或因情绪内向，缺乏适应能力，用笔方式，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‘思’字出发，此时却必需用‘信’字起步，或不容易扭转。过不多久，即未被迫搁笔，亦终得把笔搁下。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。”他的预见得到了验证。一个新的集权制时代的开始，首先意味着用特制的药剂清除“思”而不断煽起狂热的“信”。一旦“信”失去了“思”的制衡，就等于斑马被涂灭黑纹而只剩下白纹，于是它就成了盲信和愚信的“白马”，只能跪伏于驯马场的淫威和神龛之下。因此，一元化的思想霸权从来都不能容忍“思”与“信”两种斑纹同时存在。但黑夜般的“思”的直接果实，或者是摧毁对伪宗教的迷信，或者是建立一种对“思”本身及其派生物的坚信。沈从文的内心矛盾标示着一代知识分子如履薄冰的艰难困境。试想，在三十年“信”绝对压倒“思”的极左时代，还有几个知识分子没有丧失“思”？

很显然，“一匹布道者的布

为蒙面者提供了方便。”

你不妨静下心来，猜猜下面的谜：

“斑马是白色条纹的黑马

还是黑色条纹的白马？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拙作：《马术师》）

欲猜出这个迷底，就须破解其中将斑马“白马化”的权力意识。这类似沈从文所谓“社会上到处发现用唐代黑脸飞天作装饰图案，好像除此以外就没有民族图案可用似的。不知那个飞天本来就并非黑脸。”（《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》）事实上，当年这种权力意识已渗透到知识分子群体性的自谴心理中，他们自责自己原罪般的“黑马”身份（如“旧社会的渣子”、“腐朽的资产阶级老爷”、“臭老九”等等），痛悔自己被圈定在与“白马”或“红马”相对立的群体之中。他们拱手献出“思”之利器，原指望可以无条件“信”了，却没想到自己的单相思遭到了无情冷落和嘲弄。一九四八年沈从文在信中说：“大局玄黄未定……一切终得变。”作为书生，他没想到“玄黄”其实是“早定”或“已定”了。也就是这一年，“鲁迅之后另一面伟大旗帜”郭沫若在香港《大众文艺丛刊》上抛出《斥反动文艺》一文，将沈从文涂成反动的“桃色”：“什么是红？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。作文字上的裸体画，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，如沈从文的《摘星录》、《看云录》，……。特别是沈从文，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。”而将萧乾涂成“黑马”：“什么是黑？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，而我想举以为代表的，便是《大公报》的萧乾。”该文很快被北京大学一期壁报用大字转抄（这大约是最早的“大字报”）。足可见何为“玄”何为“黄”早已泾渭分明。结果“黑马”几欲自杀，仍未逃出被划“右派”的命运；而“桃色马”被逼得神经错乱，也一度自杀未成。在当权者眼中，沈从文是不能信任的“自由派”作家，且患有神经病，完全是个包袱和废物。一九五六年，沈从文在致早年朋友丁玲（时任作协高官）的信中，请求她“帮助我，照这么下去，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，只有倒下。”而丁玲显得十分无奈和圆滑，在致刘白羽的信中说：“这样的人怎么办？我希望你们给我指示”。刘白羽在复信中宣称，他对沈从文一点也不了解，“如无罪恶，似乎还是有人出面给以开导”，最后主管意识形态的周扬作了批示：“把这样一个作家改造过来，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。”先前，沈从文被送入华北大学政治研究班“洗脑”，后来参加“土改”亲历“洗眼”，再后来调入故宫博物院去“洗身”，而历次政治运动更如一次次“换血”。在十年“文革”中，在劫难逃的沈从文被抄家八次，他本人被下放到湖北“五・七干校”劳动改造，所谓“清水里泡三次，在血水里浴三次，在碱水里煮三次。我们就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”（阿・托尔斯泰语）。在那个风行戴有色镜的年代，沈从文完全是一个被排斥的“另类”，体制对他何“信”之有？历经软硬兼施的各种思想改造后，那内心的斑马还有几许活气？还能有一丝活气吗？

这一点，可以从五十年代沈从文的一些文字中见出：如刊于一九五一年底《光明日报》上的检讨文章：“过去二十年来，个人即不曾透彻文字的本质，因此涉及文学艺术和政治关系时，就始终用的是一个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观点立场，认为文学从属于政治为不可能，不必要，不应该。……于是成了伪自由主义者群一个装璜工具，点缀着旧民主自由要求二十年。而我也即在这个位置上胡写了二十年。”在给儿子的信中他写道：“知识分子真是狗屁，对革命言，不中用得很。而且一旦脱离人民，渺小的可怕。”他清算自己的过去，希望尽量与时代和主流政治保持一致，在一次政协会议上他发言说，“从我自己说起，就必需更好的自我改造，才够得上做个人民时代的知识分子”，而过去“我却空守着一种虚伪的自由主义”。显然，解放后，自由主义魂灵已遭到沈从文的质疑和驱逐，或者说遭到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和驱逐??它又成为游荡在东方大地的无家可归的幽灵了。

内心斑马之将死或已死，这是造成沈从文解放后放弃文学写作，或者即便写作也不可能出好作品的根本原因。事实上他写过一些小说（如《老同志》、《跑龙套》等等），并且还酝酿了一部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。然而，它们不是写得面目全非就是胎死腹中。针对他的一篇以反对玩扑克为题材的小说，夫人张兆和在回信中一针见血地说：“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，但专以反对打扑克为主题写小说，实未免小题大做；何况扑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，尚待研究。”沈从文到底怎么了？他难道连这个也不懂？他给人感觉在写作方面完全是个“菜鸟”。六十年代初，他准备写酝酿已久的革命题材长篇小说，试图超越《红旗谱》和《青春之歌》。尽管后来没写成，但清楚地表明他写作的参照系发生了根本改变，其写作观抛却了“这神庙供奉的是‘人性’”的思想，而套上了看似利器实则精神枷锁的东西。作为“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最杰出的、想象力最丰富的作家”、“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”（夏志清语），沈从文解放后竟然不会写小说了！在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贫瘠土壤里，倘挣扎着生出几茎自由主义的瘦草已属不易，但其根柢大都扎得很浅，经不起一轮轮风摧雨打。这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共同困境。由此导致他们思考的被动性和不彻底性，大都是“逼上梁山”，且天天巴望被最高权威所“招安”。这无疑留下了致命的暗伤。沈从文不止一次说，“依照主席《实践论》的指示，搞调查研究，来破除文物鉴定的传统‘迷信’、传统‘权威’，不问是徽宗乾隆帝王，都可以加以否定！”他还表示，“如有人问我是什么派时，倒乐意当个新的‘歌德派’”。这是一个可怕的悖论。这其中的盲点和误区，几代知识分子恐怕都难以超越。这大约就是他们与俄国知识分子的差别。曼德尔施坦姆、索尔仁尼琴、布罗茨基、茨维塔耶娃等作家，即便在最困厄最艰危时，也没有放弃个人的精神立场和手中的笔。

当然，作为后人是不应该过分苛责前人的，更何况在沈从文内心深处，其痛苦的自我蜕变和灵魂呼号至今读来仍令人震撼――他的另一自我从未停止过抵抗！其标志之一是，围绕“我是谁？”的困惑与追问不断出现在他的日记、书信等文字中。一九四九年十一月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怎么会忽然成为这么一个人？过去的我似乎完全死去了。新生的我十分衰弱。只想哭一哭。”在那次自杀未遂后，他痛思：“什么是我？我在何处？我要什么？我有什么不愉快？我碰着了什么事？想不清楚。”调入博物馆后，他的内心并不平静，在自传中他发出带血的“嘶鸣”：“我究竟是谁？要我数铜钱的人得到什么，对国家有什么意义？想理解，无从理解。”一九五六年三月，他的精神状态又坏到极点，他写道：“很奇怪，我是谁？身体那么痛苦，还得限十号写成，我怎么来反省我的错误？……存在实在可悯。”一九六二年，他在致张兆和的信中对自己作了较冷静的剖析：“一面是‘成熟’，一面却也永远近于‘幼稚天真’。有些地方‘极家常近人情’，有些又似乎也可说是一个‘怪人’、一个‘真正乡下人’，放在任何情况下，支配自己生命的，不是一般社会习惯，却是一点‘理想’”。

与之同时，在他心中“思”终于复活了，颇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。伯林认为，“在极权主义国家中，人们不是在回答问题，而是力图防止问题的提出。防止人们提出问题的方法就是将问题压下去，所有的问题都有教条式的答案。”沈从文在《抽象的抒情》一文（1961年）开篇，写下了“照我思索，能理解‘我’。照我思索，可认识‘人’”的题辞。他最信奉的两句古训是：“千人诺诺，不如一士谔谔”，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，白沙在涅，与之俱黑”。这种“思”使后期的沈从文一度保持了清醒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，他对冯友兰等高级知识分子的表演极为鄙视：“一些深明儒术，善于阿谀，用说谎话作为进取的高级知分，都在学习运用新的儒术以自保，或已精通新的儒术，用作向上爬个人发展的主要方法。”为此他还写了一首讽刺诗：“顺水船易坐，逆风旗难擎。朝为阶下囚，暮作席上宾。‘圣人’知格物，如何长不倒？‘官家总圣明！’”他对权力与思想的思考也是一针见血、掷地有声的：“有权力的十分畏惧‘不同于已’的思想。因为这种种不同于已的思想，都能影响到他的权力的继续占有，或用来得到权力的另一思想发展。有思想的却必须服从于一定权力之下，或妥协于权力，或甚至于放弃思想，才可望存在。如把一切本来属于情感，可用种种不同方式吸收转化的方法去尽，一例都归纳到政治意识上去，结果必然问题就相当麻烦，因为必不可免将人简化为敌与友，有时候甚至于会发展到和我相熟即友，和我陌生即敌。”（《抽象的抒情》）事实上这种党同伐异的集权意识无处不在，甚至晃荡在沈从文所置身的阴森森的各朝服装上，“如衣袍宽博属于社会上层；奴隶仆从，则短衣紧袖”，“社会风气且常随有权力人物爱好转移，如齐桓公好衣紫，国人有时就全身紫衣。楚王爱细腰，许多宫女因此饿死，其他邦国也彼此效法，女子腰部多扎得细细的。”当沈从文穿着大一统的深灰色中山装，埋首于那些浩如烟海的历朝衣装的序列（它们简直像各个朝代残留的干尸）中，竟浑然一体地被统摄于数千年的色块帝国的版图中，那“服装链”背后隐现的是仍在严酷伸延的意识形态权力之链。一朝又一朝的帝王和臣民死去了，可他们的魅影还随着老时装一起被不断轮回的北方寒流所吹动。而活于其间的肉体和灵魂，正被非白即黑的强权逻辑分割着，放逐着，同时又被滞重的色调涂抹成一个绝对平均数。

只要有“思”在，就意味着“斑马”没有被“白马化”，那黑色条纹仍散发着一种执拗的、拒绝同化的血气与个性精神。有一次开斗争会，有人把一张标语用浆糊刷在沈从文的背上，斗争会开完了，他悄悄揭下那标语，上面写着“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！”他看罢不以为意，却心里默默念叨：这书法也太蹩脚了，这哪像历史博物馆的人应该写的字？还好意思贴在我背上，真难为情！他真该好好练一练。这种冷嘲，这种淡定，不能不源自沈从文内心的日渐强大。他在诗中写道：“朔风摧枯草，岁暮客心生。老骥伏枥下，千里思绝尘。本非驰驱具，难期装备新。只因骨格异，俗谓喜离群。真堪托生死，杜诗寄意深。问作腾骧梦，偶尔一嘶鸣。万马齐喑久，闻声转相惊！……”（《喜新晴》）可见在沈从文的内心一角，那匹斑马并没有死！它还持守着最后一口气！尽管创伤之深是难以平复的，但它结痂后会令黑色条纹变得更宽更深。除了“思”的坚固底座，个人良知也是滋润“斑马”的沃壤，因为斑马的品质就是决不随风变脸，更不会适时蜕皮。沈从文说：“我一直是乡下人”，“从湖南到北京我还是乡下人，想变，人家也变了，总也赶不上，到今天我还是乡下人”，“我不是聪明人，不会变”。他说，“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，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，近于‘顽固不化’的无从驯服的斑马。年龄老朽已到随时可以报废的情形，心情上却还始终保留一种婴儿状态。对人从不设防，无机心。且永远无望从生活经验教育中，取得一点保护本身不受欺骗的教训，提高一点做个现代人不能不具备的警惕或觉悟。”沈从文除了承受时代和社会的重压之外，还必须克服血压经常高达二百以上、每天心痛两小时、视力很不好等等困难。他说：“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，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，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，上面是不许烤火的。”在这样恶劣简陋的条件下，他后半生默默无闻地忘我工作，鞠躬尽瘁，硕果累累，真可谓“不折不从，星斗其文；亦慈亦让，赤子其人。”（张充和的挽联），这是对“不可驯服的斑马”的最好写照与注解。

法国画家杰尼克・杜科有一篇画作《趁一群斑马经过，苦役犯们逃跑了》，很有意思。从真实情形看，囚犯与斑马互不缘接，毫不相干。但是画家却发现二者的张力和共点：其一，带条纹的囚服跟斑马的皮色相似；其二，斑马的狂放不羁正是苦役犯们所向往的自由。杜拉斯评价道：“他们正在逃跑，他们长久以来一直为逃跑的念头所折磨，这会儿趁着一群斑马经过他们就跑了，他们身上的伤痕和斑马的条纹混作一团，这时我们仿佛才真正明白了何为苦役犯，内在的和外在的概念，我们知道了苦役犯的实质并不在于服刑，而是在于通过一切办法逃离监狱。”也就是说，与其说画作中的斑马是写实，不如说它呈现了苦役犯们内心的渴望和幻觉。

在我看来，斑马那波浪似的黑白条纹，意味着无数条道路穿越精神的浩瀚国土，无界无止，亦此亦彼。你在其中找不到自以为是的中心或“金光大道”，你看到的只是闪电般散射开来的、宽窄不一的道路。世界的核心是由二元要素构成的，否则多元化又从何而来？思想的王国必然离不开二元的共存与矛盾。如果“信”是岩石，那么“思”就是洞穿的水滴，“以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”。沈从文说，“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，教育不可分，作品倾向不可分。”“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，柔濡中有强韧，从表面看，极容易范围，其实则无坚不摧。”斑马永远是斑马，正如鹰落在地上依然是鹰。

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，便是回到故乡。 

     这是黄永玉写在表叔墓地石碑上的题词。一个活着的士兵是可以返乡的，如果他战死了，他的芦花般的骨殖也会随马车一起返回。然而，谁看见了这个士兵内心的斑马？谁听见了他的亡灵随斑马奋蹄而去？谁懂得这种斑马除了自由，别无故乡可返，别无他处可以存活和栖息？！ 

参考文献：

《沈从文的最后４０年》，李扬著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１版。

《花花朵朵坛坛罐罐》，沈从文著，外文出版社1994年第１版。

乌鹊，乌鹊

一直解释不清的乌鹊至今仍令我踌躇不已。它何以对我持续散发出一种说不清的磁力？也许早年我在乡村见过它。

在七十年代的皖南丘陵我肯定见过它。它从苍黄云霾的背后飞过来了，飞得很高，高得令我在记忆中看不清它的模样。倘若它不在队屋前那棵香椿树上停顿一会儿，那我又如何能认得它？后来诵读曹操《短歌行》中的名句：“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，绕树三匝，何枝可依”，却不敢认定曹孟德之乌鹊是否就是我在乡下见过的那一种。也许它根本不是，也许它只是它们的近亲。

事实上，提到记忆中的乌鹊就必须提到一个人，村里人称她“张姑”。那时候，我家刚从省城下放到乔木公社所辖的一个生产队。张姑喜欢在枕头套上绣鸟儿，她没事便来我家串门。有一天母亲问她，你绣的是什么鸟儿？张姑说是乌鹊。我说不就是喜鹊吗？张姑笑笑说，不晓得，反正叫乌鹊，上代传下来的。我看她绣的鸟儿，有几份像喜鹊，也有几分像八哥，不太好确定。有一天，门口菜园里那棵香椿树上飞来一只黑鸟，它不像乌鸦，也不像喜鹊。它的真实身份令人捉摸不透。我突然觉得它倒有些像张姑绣在枕套上的鸟儿。它难道是乌鹊？可它的叫声有点特别，它朝北时叫得轻柔，朝南时叫声便带有几分凄切。

    后来读书，发现对乌鹊的解释不一：一种说法是指喜鹊，古人常以鹊噪作为远人将归的征兆，古诗中就有“遥知慈母心，已为乌鹊喜。”（元好问：《送钦叔》）在“牛郎和织女”神话中，喜鹊为恋人相会搭起了七夕桥，所谓“岂能无意酬乌鹊，惟与蜘蛛乞巧丝。”（李商隐：《辛未七夕》）另一种说法完全相反，是指乌鸦，《淮南子・说林训》中便有：“赤肉悬则乌鹊集，鹰隼鸷则众鸟散。物之散聚，交感以然。”倘若将这两种解释说给村民们听，那他们是大不以为然的。喜鹊是吉祥的、喜气的，而乌鸦则是凶丧之鸟，它飞到哪家门前，哪家就要倒霉。

在我呆过的皖南丘陵，暮色平缓、迟滞，村庄慢慢缩小了，摇晃的阴影簌簌地在灰绿的篱笆上蔓延开来。不多一会儿，村庄好似陷进霜气浓重的大地；但旷野上空还泛着一抹青豇豆似的光，乌鹊便在那儿兜着圈子旋飞，像大风中急速翻转的泡桐的枯叶。我听见那沉闷的鼓翼声和飒飒的风声了，一九七O年的喧噪和寂静一刹那击中了我。我记得当时村庄发生了一件事，一个叫朵兰的少妇喝农药死掉了。那天我刚刚放学，朵兰家的门口围了不少人，我挤进去一看，她躺在靠椅上口吐白沫，奄奄一息。有人用肥皂水给她洗胃，但已无济于事了。朵兰自杀的原因，据说有多嘴妇当面讽刺她作风不好。在这个闭塞的乡村，妇女捍卫自己清白名声的最好方式之一，便是喝农药。朵兰死后，娘家来了一大帮人，张姑家的屋瓦被掀掉，张姑跑掉了，她的做篾匠的丈夫也跑掉了。除她家以外，还有一家也遭到同样报复。朵兰兄弟在村里大叫：老子兄弟九个，一人撒一泡尿也把你家淹了！两天后的一天夜里，我听见急促的敲门声。母亲打开门，进来的竟是张姑。张姑气喘吁吁，面容憔悴，初冬时节竟光着脚，她的鞋子也跑掉了。张姑的娘家在本村，她无处可躲，只得在我家避避风头。打这以后，张姑的名声一落千丈，在背后被村人指斥为“乌鸦”。

在村庄，出生、娶亲、生子直至死亡，都与喜鹊或乌鸦存在神秘的关联。事实上乌鸦并不太多，它们被驱逐到更偏僻的山上作窠；而成群的喜鹊在村庄上空低飞而过，然后落在村头的槐树上嘻闹、乱叫。这时如果有人家失火了，或者孩子早夭，村民们是不会怪罪喜鹊的。他们会认为这是乌鸦搞的鬼，是乌鸦的阴谋一直盘旋在村庄上空不曾消散。不久我便到县城念初中了，而父亲却不知道一场灾难将要降落到自己头上。当时我家住在队屋的半边，另一边为队里粮仓。有一天下午，元贵和小狗子站在仓库顶取梁上松木板，父亲站在下面跟他们说话，谁知元贵搭话时走神，一块厚重的松木板脱了手，正好砸在父亲的头上，父亲当时就被砸倒，他本能地用手紧捂创口，鲜血从指缝涌流出来。但老天爷还算有眼，松木板砸在眉骨正中，再上一点是脑袋，再下一点是眼球。母亲说那伤口看着吓人，像小伢子咧开的嘴，眉毛完全断开。元贵和狗子吓得要命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父亲说赶快抬我到丁桥，省立医院外科魏医生下放在那儿。于是元贵、狗子和几个村民抬着父亲赶往二十五里外的丁桥。魏大夫见到父亲后吓了一跳。他立即为父亲清洗创口，“你来得算及时的，伤口还新鲜。”接下来魏大夫精心缝合了创口。父亲命大，逃过一劫，连疤痕几乎都没留下。

父亲被连夜抬回云桥时，黑赳赳的夜像楮木炭。我在想，那个暗夜也许整个地就是那只乌鸦，并在天明后又化成了喜鹊？也许它们原本就是一只，只是在掠过人世时才被人们认作两类？但不管怎么说，你都逃不过与它直接面对的幽暗时刻。你其实就身处于它的内部而不是外部，否则你不可能感觉到它――它的影子、尖喙、落羽和鼓翼声。这就如同乌鹊在昏昧时分与环绕它们的槁灰村野、土岗融为一体，它的低鸣声只是在加深大地深处漫溢出来的寂静。有人认为，那个时代是错误的，所以那个时代的生活也是悲哀而空洞的，无价值的。但我不这样认为。我觉得，当你真正体味到它本身的血肉以及其中的荒诞时，你也许才能说，我活过，我打那边过来。

两年后我家搬离乔木公社那个叫老窝的生产队，来到山势绵垣、高峻的陵阳。原因是父亲发觉队屋的后墙有些倾斜，里面的顶梁也有点歪。于是果断决定撤离这里，而它果然在我们搬走后不久的一场暴风雨中坍塌下来。我知道这是命运的又一诡计，只不过它被我们识破了。有一年临近除夕，张姑辗转一百多里找到陵阳公社辖下的曹家湾。那是一个充斥积雪反光的夜晚，狗吠声突然像着火似地激烈起来。因为老式门板太厚重，她使劲地擂着门，并将门环弄响。我们无法知道外面是谁。然后我们听到了她在外面凄切地喊着“李伯伯――李妈妈――”。那喊门声至今仍让我感到像一道隐在冰层下的河水。母亲开门后，张姑跌撞着带进一股雪气，哆嗦着说，老窝队里流行肺结核，俺的小伢子得了肺结核，低烧不止，可链霉素怎么也搞不到，村里的伢已死了好几个。封闭的村民将父亲当作联系外界的最可靠的通道。父亲第二天找关系搞到这种特效药，张姑便救火般地赶回家去。

几十年后父亲重访老窝村，张姑说起这件事依然如数家珍。她说那个儿子已结婚生子，眼下正在上海打工。我猜想张姑还在绣枕头套上那种鸟儿，并枕它入梦。

与此同时，我也读到对乌鹊的另一种解释：它既指乌鸦也指喜鹊。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说：“北人以乌声为喜，鹊声为非。南人闻鹊噪则喜，闻乌声则唾而逐之，至于弦弩挟弹，击使远去。”其实，在屈原《九章・涉江》中，就有“燕雀乌鹊，巢堂坛兮”这样的句子。屈原在陵阳度过了他遭到流放的最后那段时光。他一定看到了那只乌鹊，并将它那阔大而阴晦的影子带进楚语之中。我们在追思屈大夫的勇毅与忧愤时，不要忘记他在最后那一刻的绝望、凄伤甚至颓唐。作为楚国人的后裔，屈大夫的命运从来都被我领受为悲剧和喜剧的交响。当他在楚辞中将“乌鹊”拆开又合一时，后来者将目击乌鸦和喜鹊同时栖于诡秘而无形的年代的巢穴，并化合成一体双鸟从绵薄而虚无的纸上飞起。正是在这个时候，我突然瞥见了那只乌鹊掠过的影子，也许它就是两千年后我在皖南丘陵所瞥见的那一只。

    为此，我感到一种悲欣交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