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振强散文选

作者简介:男，1966年生，做过教师、记者，现为安庆晚报副刊部主任、安庆市作协副主席、《读者》杂志签约作家。在各类报刊发表作品 80 多万字，多次获安徽新闻奖一等奖。出版有散文集《茶峒的歌声》，有作品入选小学语文课本。

1、人间的悲伤和美好

几年前的一个春日，我独自往城西的一个洲上去。正是长江禁渔期，河汊里停驻的几十条渔船，在春风、碧水的摇动下，轻轻地晃动。村庄背后的草滩上，大片的水草随风起伏。更远处，金黄色的油菜花闪着光，耀人眼。 

从草滩上穿行不多久，裤管就被草尖和草丛的里的露水打湿了，鞋子也是湿漉漉的，我索性迈开腿奔跑，一口气跑到另一条河汊边，脱下鞋子，坐在一块沙土上歇息。不远处有一对父子，正蹲在一片干涸的河滩上。大人四十岁不到，孩子十来岁吧。我起先以为他们在做游戏，却见那位父亲把一根根香插在沙土里，又点着纸钱，然后对着远方跪倒、作揖，他的头深深地伏在泥土上，似乎在喃喃自语，好一会儿之后，他站起身来，对孩子说了几句，孩子又跪倒、作揖，头深埋着，再起身，拍拍身上的土。 

我静静地看完了那一幕，目光里的如茵芳草瞬间就成了落叶满地。 

我能想象到那个男人的哀戚和疼痛。这是天下人共有的哀伤和疼痛。一个人无力回到故乡，只能对天遥寄哀思，他的哀伤和疼痛，一定会比别人更沉、更深。那个孩子，他或许还不能理解死亡和哀思，但在他小小的心里，天边的某个地方很神圣、很庄严，那里有他的一位、两位或无数位先辈正立在云端，俯瞰他，还有他的父亲。 

年幼时，每逢清明、冬至，我也会跟着外婆，给死去的外公、大舅，还有几位我甚至不知道名字的长辈们上坟。外婆每次都会带一把火钳（为什么是金属做的利器而不是别的物什，我这一直不明白），在地上画一个个圈，一个圈就是一位长辈的“领地”，外婆把事先打了一个个钱币一样圆圈的草纸放在一个个圈里，边点着边轻轻呼唤一个个名字，召唤他们“收钱”，念叨着让他们保佑我，保佑我们全家，最后又示意我点燃鞭炮、磕头。我对着一个个坟包磕头，想象着亲人们在某个地方打量着我，保佑着我，心里就会有快乐和感动滚过。 

外婆去世已经26年了。一代人的时间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没在清明节给她上过坟，只是在春节回老家时才会在大年三十的上午去她的坟前，烧纸、磕头。外婆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恩人。但我从没报答过她。我有时想，隔着这么远的距离，不回去给她上坟，她是不会怨怪我的；我从没报答过她，她也不会怨怪的。她一生活得有尊严。她身躯柔弱、瘦小，但她骨头很硬。她遭遇过多位亲人早早离世的悲伤，但从来不掉一滴眼泪。她勤劳一生，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，却总愿意帮助别人。这一切，我要是学着那么一些，就是对她最好的报答，最好的祭奠和怀念。 

前些时候，少时的玩伴小铁头突然给我打电话，我们有三十多年没见面了。隔着这么长的光阴，我们对很多往事依然记得很清楚。闲扯了一会，他说道，他每年给他爷爷、奶奶上坟时，都会让他的儿子给大奶奶烧烧纸，并告诉儿子，以后只要上坟，都不能忘记给大奶奶烧纸。小铁头儿子的“大奶奶”，即是我的外婆。我外婆去世时，他的儿子还没出世，让他知道还有这么一位“大奶奶”，小铁头一定是花了不少功夫。 

小铁头说，这么多年来，在清明、冬至这样的日子里，他从没忘记给我的外婆烧纸。他跟他儿子说，我外婆在他小时候常常关心他，他父亲打他的时候，我外婆总会护着他，把他拉到家里来，盛一碗饭给他吃。 

小铁头的家和我外婆的家紧挨着。他比我外婆小一个辈分，比我长一个辈分，但比我小，一直叫我“二哥”，见到我母亲时又叫“大姐”。我现在想来，不仅不觉得奇怪，反而有暖意流过心间。而让我从没想到的是，小铁头这么多年来居然没忘记我外婆对他的点滴之恩，他用一刀刀纸钱，感念我外婆当年的一句句关切、一声声安慰，这，真是世间最珍贵的情感，最美好的事。

2、缺口

一

我开始工作的那年，不知是小姨娘还是母亲说了一句话：“把宗轩带去念书吧。”我就把他带了。

其实，我本想带着妹妹的。那一年，弟弟考上了师范，将来有只铁饭碗可捧，我们全家都很高兴，妹妹看在眼里，有些心动，她辍学好几年，小小的年纪里就开始帮着父母做农活，尝尽苦头，忽然想念书，肯定也是受到“铁饭碗”的诱惑。但后来我还是带了宗轩。

宗轩是我小姨娘的儿子。按理说，我应该带着亲妹妹读书，而不可能带着他的。但在我们一家子的心中，没人把宗轩当做“人家的孩子”，况且他又是男孩，让他读书“天经地义”。

妹妹再也没能读书，先是一直做农活，后来一直和妹婿在外打工。倘若我当时带的是妹妹而不是宗轩，他们的命运也可能就因此而不同。这一点，我从来没跟宗轩说过，他也就无从知道了。

我这样做，只是想尽一份“哥哥”的责任。我们都是苦人家的孩子，没人能帮我们，只有自己帮自己，就像捞月亮的猴子，你拉我我拉你。

好在命运待我们不薄，水中的月亮虽然不可捞，但我们捞到了心中的“月亮”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

我工作的那年刚满20周岁，本来性格就有些急躁，又因要忙着适应工作和环境，内心更为惶恐、焦虑。宗轩转到我任教的学校时，成绩非常糟糕，几乎没有一门功课及格，学习习惯也差，这让我十分恼火，对他，我除了斥骂，还动手打。他那时对我实在是怕，听到我的脚步声，就赶忙装成认真读书的样子。我的心里一直有个想法：我们这些乡下最苦人家的孩子，要是有机会念书，不往死里念，哪行啊？

我的这种粗暴的方式当然也有效果，他的成绩上升很快，第二年的时候就在班级排名前几位，成了“优等生”。

宗轩知道我是为他好，即使我对他的惩罚毫无理由，但他从不敢像别的小孩子那样解释，更不敢顶嘴。他对我这样的怕，除了“威严”之外，应该还有另一个原因。

小姨父那时已开始嗜酒，过去的他勤快、能干，对子女十分疼爱，但染上酒瘾之后，几乎整天混混沌沌，不光挣不到什么钱，还要拿着小姨娘辛苦挣来的钱去买酒买菜，去铺张地招待来客。他家先是入不敷出，然后是债台高筑。每个新学期开学时，小姨父骑着自行车，驮着宗轩从五六十公里的地方赶到学校。我买来了酒，小姨父只是“象征性”地喝一点，临走前，会把我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我小时候最崇拜他，也对他有些畏惧，但他开始表现出对我的“讨好”，让我有些不自在，我明白他是因为拿不出一分钱来给儿子做伙食费，心里存有不安。

宗轩跟我读了两年之后，回原籍参加中考。按照他的成绩，考上县重点中学没任何问题，但结果不仅令我十分惊讶，也非常愤怒――他只考上了一所普通中学，而且分数很低，勉强过了录取线。

我实在无法想通他为什么会考出那样糟糕的成绩。我问他是不是考试时光顾着抢着交卷出风头，而不考虑是否做完了答卷，不考虑答题是否准确？他以沉默应对，我也就断定这样的猜测是差不离了。

若干年后，我变得稍稍成熟、冷静，做过这样的反思：一个人要是长期处于高压之下，自尊感难免会扭曲，会以一种病态的方式获得“承认”感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，宗轩是以错误的选择“报复”我当初错误的教育方式。

不出所料，三年后，宗轩高考落榜。我对他心灰意冷。他补习期间，我很少过问，偶尔问到，也是一副十分不满的口气。补习一年后，宗轩考取自费大专，学的是电气。听到这种结果，我自然不太高兴。他在读书的三年期间内，好像给我写过信，我有没有给他回信不记得了，但以我当时的脾气，回信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

那三年中，我从父母那里听到有关宗轩的，基本上都是辛酸的事。宗轩考取的虽然不是什么好学校，但在那个山村，也算是一件给家长赚脸面的事。但脸面毕竟是虚的，花钱则是实实在在的。小姨父嗜酒如命，小姨娘不会持家，却又十分爱面子，挣的几个钱花出去不算，还欠一屁股的债。宗轩读的是自费，每年的学费好几千元，都是靠东挪西借来的，在学校时的生活费几乎毫无着落，忍冻挨饿是常有的事。

有一次，他实在是没钱，回家找父母无疑是白跑一趟，想到了唯一可以求助的对象――我的父母。他用仅有的几块钱坐了一段路程的车子，然后开始步行，一路饿着肚子，走了好几十公里，待走到我家，天已漆黑，他推开门，我母亲一眼瞥见他，吓坏了。“哪像个人啊！”――母亲后来形容。父母也没什么钱，但母亲擦干怜爱的泪水，当即出了门，从别人家借来一些钱，给他做学费和生活费。

穷困就曾这般给他以迎头痛击。我想过很多次：宗轩在日后短暂的人生中表现得那么坚强和阳光，他把委屈藏在了哪里？我当初对他的粗暴，他的穷困的家庭带给他的无助和羞辱，难道仅是擦破的皮，痊愈之后了无痕迹吗？

当然不可能。那么重的伤害怎么可能轻易消失，只是他从来不说而已。

三

宗轩毕业后，应聘到江苏江都县的一家企业，有了薪水，单位还提供宿舍，不要再为吃住发愁，看起来生活好转了，但其实过得并不比在学校时轻松多少。单位隔三差五让他提供毕业证，他拿不出来，他还拖欠学校的学费，毕业证被扣了。起初的解释，尚能让领导相信，但时间拖长了，别人难免狐疑。受人怀疑无疑是件耻辱的事，但随贫穷而至的耻辱总会如影随形，他即使不屈服，又有什么办法。为了多挣一份钱，他四处打听，看谁家的孩子需要家教。就这样，他白天在单位上班，晚上骑着自行车，上门帮人家辅导孩子。

他那时只跟我说了他的新单位的领导对他如何如何的好，他又是怎么样辅导人家的孩子，每份家教又能得到多少钱，至于毕业证被扣押的事，则是他在若干年以后当作笑话说给我听的。

他就这样一直想蹦垩，想多挣些钱，先后到过无锡、上海、昆山，收入越来越好，又借了些钱，在昆山买了套90平方米的房子。

那几年中，我经常接到宗轩的电话，有时是他在出差途中打来的，有时是他晚上在办公室加班时打的。除了对我的问候之外，说的几乎都是“逗”我开心的事情――工资加了；老板对他很看重；同事对他很友好；有很多出差机会，不仅可以到处看看，还可以得到不菲的补助……再后来，他又被一家猎头公司看中，到了苏州的一家外企，世界五百强，收入更多，工作环境也更好。接到他的电话大多是清晨或傍晚，他在从昆山赶往苏州上班的路上，或是从苏州往回赶，真正的披星戴月。但他从没说过辛苦，反而有些得意地跟我说，早晚等车的时候正好可以背背英语单词，独自练练口语。

过了两年，他在苏州买下了一套更大的房子，妻子和女儿也都搬了过来，他也才免除了每天的来回奔波之苦。

一切似乎表明，生活正在向他露出温柔的面孔。

四

作为长子，宗轩一直让他的父母引以为傲，而他平时的隐忍和“光鲜”的假象，也让他的父母误认为他“很有本事”。在身处异乡、独自打拼的十几年中，他不光白手起家，还要替父母偿还债务，替弟妹们分忧解难。他就像拉着沉重的车子爬坡的牲口，步履蹒跚，却不吭一声。

除了家人，他的心中还要放着许多人，在他看来，这些人对他都有恩情，他不能忘却。他的一位堂哥前几年得了癌症，他知道后非常难过，几次去上海看望他，帮他找医生，因为这位堂哥曾在他读书期间借钱给他们家。他去世前的那个春节回家时，还特地去看了一位远房亲戚，买了酒和糕点，因为那位长辈在他读书时“关心过他”。

他对我的父母，比我还关心，隔三差五地打电话，还给他们寄钱。我的父亲眼睛不好，他到处打听医院。对于我的哥哥、弟弟、妹妹，还有几位侄儿，他也都一一关心。我女儿在大连读书期间，他两次出差去那里，都买些女孩子喜欢的零食带到学校，然后请她吃饭，让她“不要考虑钱，尽管点喜欢吃的菜”，临走时，把钱塞在零食的袋子里，待坐上车子时再告诉她。

一个人要是有那么多人和事都要放在心中，该是多么累。一个人要是总想回报这个人、关心那个人，他又怎么不疏忽自己？

五

宗轩是2012年正月十五的深夜去世的。得知消息后，我从床上爬起来，在客厅里独自坐到天亮，然后和二姨娘一道赶到车站，坐上了去苏州的车子。早上的风很大，又夹着雨，真是冷。在南京转车时，也是风雨交加。到了苏州，雨还没停。赶到宗轩家的时候，我的哥哥、弟弟和妹婿已经在那儿了，他们像木鸡一样呆坐着。小姨娘的嚎啕声要把整栋楼掀翻。

我什么也没问。我十来天之前才和他见的面，他怎么就突然没了呢？

此前的十来天，宗轩带着他的妻女，还有两个妹妹，赶到我的老家，给我父母拜年，晚上我和宗轩睡在同一张床上。我因为喝了不少酒，睡得很沉，第二天早上，宗轩先起床，把我脚边的被子拽了拽，盖好，转身倒来一杯水，放在床头，然后悄悄地下了楼。

吃完早饭，他们就要走了，我到门口送他们，我跟宗轩说，你们路上小心点，暑假时带女儿到我家去玩。他笑了笑，发动车子，挥挥手，走了。

我再见到“他”时，已是一张遗像，立在一张桌子上，很明朗地笑着，有几分羞涩。“他”的面前是几炷香，细细的烟绕来绕去，似魂灵不散，不忍离开。

苏州的那半个月，始终阴冷，寒雨淅沥。我们一帮人几乎都不说话，每天默默地吃饭，默默地做事，默默地流泪，或看着别人流泪、痛哭。

大哥更是少言寡语。他有一天晚上突然当着众人面冒出一句话：“宗轩没死，你们要是不相信，我带你们去殡仪馆，保证他还活着。”大哥说的当然是胡话，但这样糊涂的念头在我的脑中也闪现过好几回，只是我没有说出来而已，我们都是不相信也不愿相信――宗轩真的死了。

我们兄弟几人把宗轩的死讯一直牢牢地瞒着父母，但半年后，父亲还是知道了，他在电话里失声痛哭，然后大声质问我：“你们为什么瞒我？你们以为能瞒住我吗？”父亲知道，最喜欢宗轩的是我母亲，他在母亲每次问及宗轩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打电话的时候，一边忍着悲伤，一边按照我们的说法撒谎：“他在国外出差，打电话哪方便啊？”又过了半年，一位亲戚说漏了嘴，被母亲察觉了，母亲先是追问，然后轰然一声倒在地上，晕了过去……

弟弟后来在QQ空间里写过一句话：“宗轩，愿我们来世还做兄弟。”

 “来世做兄弟”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。人生一场，一个人走了，就再也没有了，就像一块石头被敲掉一块，缺口永远在那里。

六

宗轩火化的那天上午，我带着他的两个妹婿提前去殡仪馆。我在太平间里盯着他看了很久，然后大步走出来，在一旁抽烟。他的两个妹婿陪同火化工把他抬放在一辆小车上，往吊唁室里推，我们将在那里和他做最后的告别。

火化后，我们把他的骨灰送回老家。那天很冷，路边的沟渠里结着薄冰，山坡上的风像针一样，刺穿棉衣，往人的骨头缝里扎。我蜷缩在一块大石头后面，避着风，看一群人在不远处慢慢地挖坑，然后把那个小小的盒子放进砌好的池子里。

那天我一直有颤抖的感觉，不知道是不是天气太冷的缘故。吃完了中饭，我和哥哥、嫂子、弟弟、弟媳等人在村口分手，然后一个人沿着公路走，走到山坡边上的时候，我立在那里，遥望宗轩的墓地。

《圣经》上说：“你必终身劳苦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。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”

从尘土上走出去的宗轩，在异乡的尘土上蹦垩了若干年后，就这样归于故乡的尘土。我一路上想来想去，只想到一个硬邦邦的词：“命。”

3、时光

给侯书林兄拜年通常是在正月初五或初六，我和余毛毛约好时间，然后在江滩公园碰头。余毛毛从江滩的西边慢慢晃来，叼着烟，双手插在口袋里。我也不大喜欢拎东西，但大过年的，双手空着，总是不大妥当，我便会在路边的小店买两个果篮或者一些小孩喜欢的零食，有时还会捎上几袋茶干。我们老家的这种茶干结结实实的，有着淡淡的甜味，佐酒好，喝茶也好。

到了侯兄家，他的小孙子要是不在家，我们就会把红包放在门口的鞋架上。侯兄一边倒水，一边调侃：“毛毛，你的这件衣服好看，对妇女们有杀伤力。”又掉过头来戏弄我：“强哥，新年又要上阶级了吧。”

“上阶级”这个词是郝健的表叔“发明”的。老人双目失明。某一年的春节边，郝健带我们去郊区看他的这位表叔，并让他给我们算命。老人把侯兄的生辰八字念叨一番之后，断言侯兄这只羊曾在本命年的时候“掉进了坑里”。侯兄歪着头想了想，然后哈哈大笑。老人又给我算，说我将来会“上阶级”，我们都不大明白“上阶级”到底指的是什么，老人也不明说，甲乙兄和侯兄便在旁边破解：“你会当官嘛。”

我与侯兄、余毛毛、郝健等人相识已有二十多年，都是甲乙兄牵的线。起初的那几年，我在池州工作，周末回到安庆时，常常会直奔饭店，和他们几个人，先喝酒，再去喝茶。喝茶的地方基本固定在江边的一家小茶馆。茶馆的门脸不大，又是开放式的，缺少私密性，因而少有人光顾，不过这倒更合我们的意。灯光昏暗，我们几个人喝着茶，放声地说笑，兴致高昂时，又会点上一些啤酒，常常喝到茶馆打烊。

我们也喜欢在各自的家里请客。遇到过年，我不回老家，余毛毛和他夫人一般是先在他的父母那吃年饭，然后又到岳母家吃一顿，最后一站到我家。他一进门，就会把一个红包往我女儿手里塞。我女儿笑眯眯的，扭捏地摆着手，余毛毛就把红包放在茶几上。他们夫妇坐下来喝茶，吃糖果、瓜子，然后看春晚，其间，余毛毛不停地嘀咕“老侯真是的……”，不停地给侯兄打电话，侯兄此时差不多都是在给其他人家的小孩子派红包，嘴上应着“马上来马上来”，但来的时候，基本上春晚都在唱“难忘今宵”了。他一进门，也会朝我女儿手上塞红包，还比余毛毛会多一句话：“魏然啊，新年学习进步，将来考上北大！”魏然还是笑，扭捏地摆手。

侯兄来了之后，我们开始喝酒。卤牛肉脯、猪耳朵、猪舌条等等，七八个菜，都是凉菜。我们三个人喝白酒，我老婆和余夫人以茶代酒，小魏同学坐在那看连环画或者看电视。我们慢慢地喝，东扯西拉。夜里三四点钟，等他们出了门，我女儿迅捷地把那两个红包收起来，放在她自己专门用来放钱的饼干盒里。她会用那些钱，去天桥下面的书店买书，到旁边的超市买饼干、巧克力。

我女儿上了大学后，侯兄的孙子侯轩出世了。侯轩三岁的时候，我和余毛毛开始去给侯兄拜年。说是给侯兄拜年，只是给侯轩一个红包。小屁孩对红包看也不看一眼，忙着骑他心爱的自行车，又把各种玩具拿出来，倒在地上，展示给我们看，再表演拉丁舞，小屁股扭动着，小手甩动着，小嘴里面还不停地蹦出“嘣恰恰嘣恰恰”。我们后来到饭店吃饭时，侯轩还会再来一段舞蹈。吃完饭，从饭店的楼上下来，侯轩在我们的身后大声嚷：“流氓，你别跑，你把我家的酒喝光了！”

“流氓”这个词是我教侯轩专门用来称呼余毛毛的。侯轩有一次在街上看到一个手拿着酒瓶子的人，脱口而出“流氓”，他妈妈百思不解，想来想去，想到那个人戴着眼镜，小家伙可能联想到了余毛毛。

侯轩小朋友现已是三年级的小学生。郝健的那个表叔去世也有十余年了。甲乙先生前些年去了北京，清明时节回来上坟时我们才得以见上一面。郝健则调到南京，周末偶尔回来，我们喝着酒，还像当年那样满嘴跑火车。侯书林、余毛毛还有我三个人有时聚得很密，有时几个月才喝一次酒。侯轩同学见到我们的时候，不再叫余毛毛流氓了，而是叫他“余爷爷”，叫我“魏爷爷”。

4、仁慈白菜

到江南的一座寺庙。麻石条铺成的路逶迤而上，一旁是雨水冲刷而成的沟，露出黄土和碎石，沟里除了零星的寸把长的杂草，居然还有些小白菜，虽有些营养不良的样子，但白里透亮的细细的茎擎着几片碧绿的叶子，在阳光下闪着光，令人怜爱而又欣喜。心下不禁好奇：这样的地方怎会有小白菜？

到了山顶上的寺庙，见到一位衣服上打满补丁的干瘦的僧人正在扫地，朝他打听，他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种的，下山的时候，随手在沟里扔些种子，一二十天就长成小菜秧，从山下回来时，顺手拔一些，就是很好的菜。”

这样的“种菜”方式真是让人开眼界。大概也只有内心清净、讲究随缘的出家人才想得出。也只有白菜的种子才会在如此贫瘠的土壤里发芽、生长，不负人家的一番信任。

白菜曾有个雅致的名字：菘。草与松的叠加，有草般的贱，也有松般的蓬勃、旺盛。白菜的耐活是出了名的，无论北国抑或南疆，滴水成冰也好，烈日似火也罢，只要有点寄身之土，有些生命之水，一粒粒种子就可以从泥土里拱出来，擎着几片嫩嫩的芽，再不疾不徐地长，长。数九寒冬，冰雹、暴雪驾临中原大地，驾临长江沿岸，一向泼皮的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也抵挡不住了，纷纷厕身于温暖的大棚里，但白菜兀自在户外，以肉身，与寒气，与冰雪、冷雨相博，叶子冻得支离破碎，茎上千孔百疮，可层层叠叠包裹着的依然是葱绿的心，似一朵貌不惊人的花。

    所有的菜蔬中，最晓得心疼庄稼人的是白菜，最随和的也是它。嫩嫩的小白菜可以做汤，大大咧咧的大白菜可以清炒，可以腌制、存储。乡下人清苦，很多日子里不见荤腥，但白菜是有的，饭头上蒸上一碗咸白菜、辣白菜，两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就可以呼呼地吃下去，抹去额头上冒出的汗，身上的力气又有了。白菜的仁慈和忠厚，真是没的说。

白菜的恩惠，草民和贵人都领受过。只是一样菜也会养出不一样的人，有的有颗软软的、清亮的心，有的却是一副铁石心肠，锈了、烂了，连自己也不知道。那一天，我们在山顶的寺庙转了一遍之后，那位当家师父执意要留我们吃饭，他在逼仄的厨房里找来找去，找出了一块豆腐和两个马铃薯，又从菜地里拔来几根萝卜，我帮着他洗，另一朋友帮着在灶膛里添火，师父在灶台上炒菜，额上冒着汗，脸上挂着笑。末了，他又做了一道汤，用的就是下山时摘下的小白菜。那汤清亮亮的，小白菜翠绿绿的，喝下去，肚子安稳了，满嘴都是清香

“香客们都喜欢吃这小白菜，”师父说，“纯天然的，没有一丝儿污染，当然好看也好吃。”

5、葡萄架下

第一次去岳父家，是个初夏的日子。

    房子在一个高坡上。沿坡而上，有一棵枝干虬龙般伸展的葡萄树，绿意融融的叶子间、干枯的枝干上，悬着一串串清清亮亮的青色葡萄。葡萄架下坐着一个人，抽着烟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正低头看着。妻说，是小叔。

此前，我听说过他：和我毕业于同一所师范学校，也是教师；年轻时恋爱受挫，年逾四十，仍然单身。我还听说，我与妻恋爱时，他不大乐意，不过他的“不乐意”只是旁人的猜测，他从未用嘴巴表达过。

给小叔敬烟之后，跟他寒暄，基本上是他问我答。我那时不过二十五六岁，因未有太多的经历，单纯得跟青涩的葡萄一样，不晓得如何猜度别人心思，亦不知道如何和别人应酬。其实，小叔问的那些问题他早就知道该知道答案的，只不过没话找话，与我共同打发初晤时的尴尬罢了。

但尴尬并不会一扫而光。他也不是喜欢说话的人。他问了那些惯常的问题之后，就找不到话了，而我也不知道如何跟他搭话。好在我们都抽烟，烟可以放在嘴巴上，也可以夹在手中，我们的手和嘴巴总算不至于太无措。

若干年后，我经历了调动、调动、再调动，居然来到了他所在的那座江南小城。此时，我们已经熟络。我不仅知道他不喜欢说话，还知道他嗜酒，知道他对年长的，无论是长辈还是哥哥、嫂子，都会恭敬得近乎迂腐，对晚辈则是巴不得掏心挖肝般爱怜。他那时已成家，和小婶起初住在平房里，有个不大不小的院子，院子里也有棵葡萄树。他们时常邀我去吃饭，饭前必喝酒，方桌子常常置于葡萄架子下。我每次去，他都会做很多菜，有我喜欢吃的卤鸭翅、卤鸭爪，也有我不喜欢吃的黄鳝。因为时常去，我便能目睹葡萄的每个生命轮回――从米粒大到小指头大再到拇指大，从青碧到淡绿到发紫、坠落。小叔的酒量很大，又好酒如命，每每喝到舌头僵硬才会丢下杯子，然后陪坐在边上，含含混混地说话，踉踉跄跄地起身给我的茶杯续水，我的眼前天在旋地在转，我也很快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。

再后来，我在小城认识更多的人，有了更多的交际和应酬，去小叔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他和小婶时常打电话让我去吃饭，我多半都去不成。有一次，他找到我的办公室，看我还好的样子，扯了几句就走了。还有两次，他拎来一塑料袋葡萄，有的乌黑乌黑的，有的紫中泛青，饱满而圆润。我吃不了那么多，就把它们送给有小孩的同事。

小叔是十五年前的大年初四凌晨突然去世的。年前的腊月二十九，他年近期颐的老母亲寿终正寝，他回老家奔丧。那几天，他为了不把悲伤“传染”给其他人，有说有笑，装成一副淡然的样子，但终究还是按不住雪崩一样滚来的哀伤，正月初三上午，他的老母亲下葬后，他从坟场归来，突然大口吐着鲜血，怎么也止不住，在送去医院的途中就闭上了眼睛。

第二天，我赶到了他老家的那个县城。为了不至于让家中其他长辈被新一波的巨大噩耗击倒，几个送小叔去医院的晚辈也于同一天返回各自家中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对长辈说：“小叔没事了，被魏振强接回去住院了。”

那几天，在那座县城，我和小婶，还有另外几个亲戚，悄然把小叔的遗体火化了，之后，将他的骨灰带回那座江南小城。我们四处托人，终于找到了一块背山面水的安静之地，让他安息，他该喜欢的。

小叔是在生前不久才搬进新房子的。他原来住的老房子被拆了，葡萄树也不知所终。而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的那棵葡萄树，前几年也被砍去，岳父说，葡萄结了那么多，也没有人吃，留着树也没用。

 一棵树，一个人，有时说没就没了。